《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成书于元末明初，通常认为是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史书和《三国志》等资料的基础上创作的。虽然罗贯中是主要的创作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其中可能融合了前人的部分作品。这部小说完成于大约14世纪，具体年份有多种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明朝初年，即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完成的。

聊聊《三国演义》小说

突然发现，三国演义里名字两个字人挺多的，说说看：刘备，刘备儿子—刘禅，关羽，张飞，赵云，黄忠，曹操，王充，袁术，袁绍，马谡，孟获，孙坚，孙策，孙权，鲁肃，周瑜，姜维，徐庶（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马超，……。而三个字的名字相对来说就少，诸葛亮，司马懿，吕伯奢，等等。

三国演义小说成书于

《三国演义》的小说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约公元1330年—约公元1400年），号湖海散人。他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史书和裴松之的注解，加上吸收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故事三国游戏单机霸王的大陆，写成《三国演义》。所以《三国演义》并非一人所作，而是集体创作，罗贯中是集大成者。

《三国演义》真的是罗贯中写的吗？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充满争议，众说纷纭。最早的成书刻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庸愚子蒋大器作的序和修髯子张尚德作的引。蒋大器，明成化十年始任大名府浚县主薄，仼职期间，在民间发现《三国演义》原始手本，在弘治六年四处奔波，筹集经费，由张尚德主持，终于使《三国志通俗演义》刻印出版。在蒋大器的序中仅提到罗贯中以陈寿传为本誊录传抄的字眼。经过漫长岁月的传抄以及后来版本的增改删节，越来越接近现代的《三国演义》。后来的多次刻本中并未署作者姓名，即使罗贯中真有一部巜三国》也和现代的版本相差较远。从这些都可说明，罗贯中编纂巜三国》主要是传闻或刻录者牵强附会。

元代至治年新安虞氏刻印的一部的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将松散的传说故事整理成册，虽文词粗糙，但框架构思已成，结构也相对完整，三国故事有了初步规模。元代时期的杂剧三国故事已有50多种，从“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巜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章回几乎都搬上了戏剧舞台，这都说明《三国演义》是大众文化的结晶。

《三国演义》读熟了吗？仁绝刘备，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还有谁

我们缘何对《三国演义》及其诸葛亮如此深情？

简单来说，我们是一个最推崇或说“喜欢”大一统而又最喜欢或说“善于”打破大一统的民族！我们乐于站在“上帝视角”回望曾经的分裂、纷乱，更加乐于在这样的回望中，挑拣出“乱世英雄”去赞颂、传扬。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乱世”，就难出“英雄”。英雄，是我们的集体精神支柱。没有了英雄，我们便会不知所措，甚至迷失自我，以至于失陷于堕怠、消沉、麻木。

我们这个民族，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就实现了“大一统”；以后两千多年，很多战争、流血、灾难，都是为着“重归”大一统；而之所以有那么多灾难、流血、战争去致力于“重归”，是因为之前的“大一统”分裂了。太多次的分裂！

浅见以为，智谋，应该或说更该是“知己知彼”的审时度势之下，准确、有力地抓住对方弱点，以己方所长，低成本、高效率地予以打击，以促胜利；而阴谋、阴谋论，所涉就要广泛、深险很多。比如：首先假想对方满怀阴险恶意，从最大恶意角度出发，以阴险方式加以引导、利用，从而达到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目的。再比如：在组织内部阴暗博弈，不惜以削弱组织总体实力为代价，巩固、突出自身地位。还比如：为维护自身在组织内的“价值”，刻意“放纵”劲敌，以达成某种“平衡”……所有这些，相比“智谋”，纵观《三国演义》，谁更占主流？又是谁更容易被“常人”在“常态”中加以效仿？答案恐怕没什么悬念——阴谋及阴谋论，更是这部小说的“主流”和“主导”，也更是其“深远影响”所在！

啥叫“阵型对圆”？都“两军相遇”了，要么打要么散，对的哪门子“阵型”啊！好吧，就算要呈现“阵型”，一则为显气势，二也是做好大战准备，顺带观察对方反应，“对圆”又怎么理解？两边各呈半圆形，合起来可为“整圆”么？好吧，“对圆”就“对圆”吧，那倒是打啊！打了——有一方出来一名将领叫阵，另一方便也很默契地出来一名将领，与之“单打独斗”，两边成千上万兵力都只顾呐喊助威，没人上去帮忙？结果，一方将领将另一方“斩于马下”，便似分出了胜负；顶不济，再如是“单打独斗”几番，被“斩于马下”较多的一方，即被得势的另一方“掩杀”，于是溃败……完完全全就是说书的调调啊！

且不说小说中对于“历史”的“演义”所表现出的明显倾向性和出离放大“阴谋论”的“腹黑心理”，单说其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就最多只是“说书”的“字面”水平——两军相遇，将阵型对圆，一将出马叫阵……这描述在小说中很是常见吧？

这传说可能夸大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不敢说。所以只能冠之以“据说”。但就便是讹传，窃以为，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三国演义》，的确不算什么“好书”。至少，从文学角度讲，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并肩”，是“高抬”了。

据说，在泰国一些华人华裔较多的地方，信奉佛教的当地人（非华裔）轻易不会把女儿嫁给华裔；非要嫁的话，有个“文化”方面的条件，就是没有看过《三国演义》。因为，他们认为，《三国演义》是一本“教人学坏”的“坏书”，看过的人，注定不是好人。

不是就有xx总局挺重要的人物发出过“不得随意颠覆历史！比如吕布，就是三姓家奴”的“指示”吗？吕布怎么就是“三姓家奴”了呢？那不过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张飞“说”的而已！连小说中都再没第二个人物提过“三姓家奴”四个字，怎么就成“不得随意颠覆”的“历史”了呢？！

三百年前，日本人就开始追《三国演义》了，全译本让人哭笑不得

可看完《通俗三国志》的最后一句“万民无为の化に服し、四海初て太平を、楽ことこそ目出度けれ”（万民服无为之化，四海始乐太平，真是可喜可贺），就体会不到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只有一种莫名的喜悦。这可能是两国国民性格不同造成的。

和《三国演义》不同的是，《通俗三国志》对原本进行了大量删减，从原来的120回减到只剩50回。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我们看到第120回的最后一句“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世事沧桑、人生如梦的感慨。

三国群英会单机游戏下载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借东风，书中交代当时的冬天是没有可能出现东风的，这就让艺术的假定性跟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拉开了合理的错位距离，进而产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心理现象：周瑜和诸葛亮明明是盟友关系，但是他们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周瑜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多智，又诱发了曹操的多疑，结果是曹操的多疑让冒险的多智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又导致了多妒的人更加多妒，多智的人更加多智。最后，多智通过虚构的“借东风”，粉碎了多妒的阴谋诡计。赤壁之战后，周瑜乘胜追赶曹操，他在前面追赶，诸葛亮跟在他后面；他把曹操控制的城市打下来一座，诸葛亮就紧跟着占领一座。周瑜想反击诸葛亮又遭遇失败，三气周瑜故事发生之后，周瑜觉得自己智不如人，最终被气死。临死的时候周瑜口吐鲜血，讲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妒忌心理学的一个伟大创造，在心理学上是非常深刻的。草船借箭这个虚构的故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经过上百年积累，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智慧和审美表达能力的结晶。

《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经典，就是因为它充分表现了人心。当时孙刘两家联合抵抗曹操南下，周瑜跟诸葛亮是同一战线，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诸葛亮的本事越大，其实是越有利于周瑜抗击曹操取得成功的。可是，《三国演义》描写的周瑜拥有他特有的心理，周瑜虽然看到诸葛亮智慧高超、对他有利，但又不能容忍诸葛亮的才能高于自己，因为自己才是抗曹的统帅。所以周瑜每次找诸葛亮研究抗曹，表面上是为了打败曹操，实际上是为了合法地除掉诸葛亮。周瑜找诸葛亮议事，说现在江上作战，我们缺乏箭矢，令诸葛亮去筹办十万支箭，只给了他十天时间，这其实就是刁难诸葛亮。在那个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年代，要想在十天里聚集足够的工匠、准备制造箭矢所需的各种材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诸葛亮却回答说不用十天，三天就够了。周瑜非常高兴，就说军中无戏言，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三天完不成任务就要杀诸葛亮的头。诸葛亮签了军令状就走了，周瑜派鲁肃去探听动静。鲁肃问诸葛亮，你三天能造出十万支箭吗？诸葛亮说我这下危险了，需要你救我。诸葛亮请鲁肃调集20条小船，上面布置好青布和稻草人。鲁肃就答应照办了。准备停当之后，一直等到第三天夜里，诸葛亮才拉着鲁肃上船，20条小船直逼曹军水寨，在曹军眼皮底下鸣鼓进兵，这把鲁肃吓坏了。诸葛亮却说不要怕，我早就算到今天有大雾，而且料定曹操多疑，大雾之下断不敢出兵迎战，只能放箭击退我们。于是诸葛亮就让20条小船接受曹军的乱箭射击，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大雾快散了，船上稻草人插满了十多万支箭，诸葛亮才下令撤退，临走还让军士高呼“谢丞相箭”。

鲁迅评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是有道理的，《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智慧高到可以在一千多年前预报天气。书中的经典段落赤壁之战，其中有一段是诸葛亮草船借箭，这段故事是虚构的，《三国志》里是没有的。但是这一段虚构得非常精彩。而且《三国演义》的虚构是经过历史积淀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多次洗礼，淘汰了很多经不起考验的内容，比如在《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一度被描写得非常鲁莽，有时候甚至像张飞一样。但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完全不一样了，成了读者眼中的智慧化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于小说人物心理的充分表现。

但是，当曹操发现手下谋士的谋略超过自己的时候，他的心态就变了。《三国演义》描写的汉中争夺战，曹操的军队进退两难陷入困境，这时曹操的主簿杨修显出了高明，他一眼就看破了曹操的心态，立即准备退兵事宜，曹操被人看破心思，很不高兴。当初刘备在曹操手下的时候很注意韬光养晦，而杨修就偏偏喜欢露才扬己。《三国演义》专门解释了曹操与杨修的交恶过程。其中提到，曹操路过曹娥碑，曹娥碑上有蔡邕写的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八个字隐含着四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能看出来隐含的是哪四个字吗？如果被问的是刘备，他肯定说我看不出来。杨修不管这一套，他直接回答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曹操就说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一行人走了三十里之后，曹操才让杨修说出答案。杨修解释，黄绢说的是有颜色的丝，丝字旁带颜色，合在一起就是个“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合在一起就是个“妙”字，如此这般拆解下去，蔡邕八个字里隐含的四个字是“绝妙好辞”。曹操说，你所答正合我意。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见《世说新语》，原故事里曹操说我的智慧差了杨修三十里。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做了调整，变成了曹操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杨修。《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用这样的智慧优越感来维持自己的自信和统治的合法性。如果他的部下比他高明，这个部下就危险了。杨修之死，就是因为曹操晚年考虑自己的继承人，起初曹植的表现比较合曹操之意，结果曹操发现曹植之所以表现好是因为杨修幕后指导，曹操就担心日后万一曹植能力压不住杨修，反被杨修控制，就像汉献帝被他曹操控制一样，又或者曹植比较昏庸，那么结果只能更糟，于是曹操就把杨修杀掉了。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非常重视人才，他一旦发现某个人特别有才，就会千方百计挖角。比如新野之战曹操被刘备击败，战后发现刘备是得到了军师徐庶的辅佐才如此厉害，就扣住徐庶母亲作为要挟，徐庶被迫去了曹操那里。此后刘备兵败长坂坡，赵云往来冲突救出阿斗，曹操看到赵云骁勇，又动了心思要拉他过来，于是不许手下放箭，结果让赵云成功杀出重围。刘备兵败徐州之后，关羽“土山约三事”，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归降了曹操，关羽在投降时提出了条件，具体包括：他只是暂时投降，而且降汉不降曹，另外必须对刘备的两个夫人以礼相待。曹操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人，他爱才心切，就同意了关羽的这些条件。关羽投降之后，曹操大搞感情投资，大宴小宴不断，还送给关羽资财妇女，结果关羽得到刘备的消息后就千里走单骑离开了，曹操还要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大度，由于没有正式下公文放关羽走，关羽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曹操还是下了文书放关羽走了。鲁迅非常欣赏《三国演义》的这一段情节，认为虽然曹操是奸雄，但他这里表现得非常大度，非常爱才。

仔细分析，曹操的这种心态是有复杂成因的。天下三分，刘备可以仰仗他的汉室血统，孙权也有他父兄的基业，曹操不仅没有这些，还有一个家族污点，那就是他的祖父是宦官，他父亲是宦官的养子，曹操多疑和自恋的性格，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相对不足。小说中描写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容，看到当地险要地形，他还要大笑一番，嘲笑诸葛亮还是不如他。当然这种行为也有鼓舞残兵士气的考虑，不过哪怕只有5分钟表现自己智慧优越的机会，曹操也是不会放过的。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手下谋士的态度，与刘备、孙权是不一样的。相比刘备对待诸葛亮，孙策、孙权对待周瑜，曹操对待谋士的态度是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而且打了败仗还会把责任推给谋士。这不是说曹操不重视人才，他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但是他不能容忍手下谋士的谋略明显高于自己。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自信甚至自恋的。比如，当到处流浪的客将刘备来投奔曹操时，曹操手下谋士就劝他，说刘备这个人有野心，而且还是汉室宗亲，应该杀掉。但是曹操认为，刘备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杀刘备之后可能会导致自己名声受损，别人以后也不敢来投奔自己了。随后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就是“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就是你刘备跟我两人，刘备听了这话就装成很害怕的样子，说自己被天上打雷吓到了，曹操哈哈大笑说英雄也会害怕打雷，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后来徐州发生变乱，刘备找了个借口声称自己要去替曹操攻打袁术，向曹操借了五千兵马后就离开了。刘备走后，曹操的谋士说不能放他走，曹操又派了许褚带五百人去追刘备。许褚是曹操手下的勇将，但是他头脑简单不懂谋略，派这样的人去追刘备，而且是五百人去追五千人，显然是追不回来的。曹操手下谋士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觉得追不回刘备太可惜，但曹操是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犯错的，他说自己既然用了人就不会怀疑他，“我既遣之,何可复悔?”刘备就这样成功溜掉了。这就是曹操不疑的一面，《三国演义》作了很好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