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在文学创作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遗憾的是，鲁迅并没有撰写过《三国演义》的改写版或鲁迅版《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主要讲述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的历史故事，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如诸葛亮、曹操、刘备等。

如果你对《三国演义》感兴趣，可以阅读罗贯中原著或查阅其他相关作品和评论。如果你寻找的是不同风格或解读的《三国演义》，可能会有兴趣于现代作家对《三国演义》的改写、解读或评论作品，这些作品通常会以现代文学手法或观点重新诠释传统故事，提供新的视角和解读。不过，这些作品都是独立创作，与鲁迅无关。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鲁迅版三国演义小说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4399网页游戏热血三国，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3.余本卷七《长坂桥赵云救主》写糜夫人之死：“糜氏弃阿斗于地，遂将头撞墙而死。……赵云就堆（推）土墙而掩之。”嘉靖本却是这样的：糜氏“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从细节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刊刻时间早的嘉靖本反比后出的余象斗本修改的痕迹更多些。

2.余本卷七《刘玄德走江陵》：刘琮降曹后，“琮未敢往（见操），蔡瑁、张允请了刘琮、文聘同去。聘曰：‘为大将不能保全荆州，当待死而已。’不肯同去。”嘉本则作：“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琮教与文聘同去。”并不交代文聘言行。接下来却有曹操派人寻文聘，文聘来后自称“无颜早见”等文字。据此似可推断，文聘不肯与刘琮同去见曹操一细节乃原著所有，嘉靖本欲将它删去，却又未删干净。

1.余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写十常侍专权，“这十个把握朝纲，是他门下，得官做；不是他门下，干有功劳，且守缺期。灵帝自尝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语言俚俗，声口逼肖，生动地勾画出宦官气焰熏天而灵帝自甘为儿皇帝的情状。嘉靖本则作：“这十人执掌朝纲，自此天下桃李皆出于十常侍门下，朝廷待十人如师父。”显然文字雅驯了不少。

除以上六处外，尚有十四处涉及关索的内容。以上从余本残存的十四卷中的描写，足见出关索是小说中颇令人瞩目的角色。宋元时期，有不少关于关索的记载，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还曾重刊过据说翻印元本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如此一位传奇人物，为何在嘉靖本中销声匿迹，而到了后出的余本中，却又活跃频繁呢？是刻书家为吸引读者兴趣、提高经济效益而随意妄加出来的吗？果真如此，我们倒要佩服改编者技艺的高超精妙了。

三、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需要再书一笔的是，雄飞馆本是个例外，如套用上面的分组规则，应把它单列为花关索，关索组了。因其第一百五回为《花关索荆州认父》，而第一百七十四回《孔明一擒孟获》里却又出现关索一名。也许是它同时采用两组本子才导致的混乱和矛盾吧。

该组本子的卷数、内容、版式与花关索组相同，区别只在关索部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征讨云南的诸葛亮军中，突然来了一员青年，自称是关羽第三子，名关索。后遂从军作战，但未见立功便失踪了。关于关索登场这一点，与元代《三国志平话》[⑧]相同，但内容各异。诚德堂本、忠正堂本、乔山堂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朱鼎臣本、杨美生本、魏某本、北图本等属于此组。因其各本之间的繁简颇有出入，故疑非由同一版本而来。

（56）鲁迅先生评《三国演义》

任何一部小说，哪有没有虚构的？只要虚构的部分、与原始人物形象不矛盾即可。关羽虽然没有象《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样：“斩华雄”和“捉放曹（操）”等；但却阴没了关羽艰苦卓绝的“绝北道”之战；和“以少胜多 、於汉水之战中（赤壁大战的一部分）、率领刘氏水军、大败曹氏水军”；由是魏军高层、方才评论关羽为“名将”、“滑虏”等等。

“《三国演义》百二十回，起自汉三杰桃园结义，而终于孙晧之降。排比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间采稗史，而文杂以臆说。以旧史为本据，则难于抒写，偶杂以虚造，则易滋混爻，故（明）谢肇淛病（怪）其“太实而近腐”，（清）章学诚諮（zi、说）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而况描写贤奸，颇失分际（寸）。以致玄德似伪，孔明近诈，而奸雄（曹）孟德，反多率真而近情；胡应麟以为“绝（真）浅鄙可嗤（可耻、可笑）”，固（然）非（是）溢恶之论矣。”

读《三国演义》看鲁迅先生评诸葛亮—— “多智而近妖”

周瑜为陷害诸葛亮，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好十万支箭。哪知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利用大雾天，用草船、草人，驶往曹营，摇旗呐喊，曹操因疑，乱箭射之，让诸葛亮既安全得到曹操十万支箭，又挫败了周瑜的暗算，表现了诸葛亮有胆有识，才智过人。

第二、小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是一个艺术化的人物形象。里面用了很多经典的故事，来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是源于小说的艺术需要，而非现实的真相。

《三国演义》想写一个厚道人，为什么偏偏把刘备写成很虚伪？

对一个总体上来说挺厚道、挺高尚的人，在那么关键的一个时刻，还是做了一个卑鄙的选择，这种地方写出来是有深度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他是不能接受设定的，这个地方还硬洗。所以这种处理，都让刘备显得比较虚伪。#三国人物#

比如说长板坡那会儿，曹操的大军在后面追，刘备在前面赶路，还带着十余万百姓。有人说带着这么多老百姓，我们走得太慢了，先走吧。刘备说不行，“成大事者以人为本”，这个事情历史书写到这，本身已经很感人了。《三国演义》在这又加了一句，说赶路，老百姓为我受苦了，于是刘备很伤心，恨不得要投江而死，这个演技就过于浮夸了。所以你不加这一笔，效果反而好，小说一加，反而把人物形象给败坏掉。

鲁迅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咋看出来的？

正惊疑间，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笑曰：“将军欲出此阵乎？”逊曰：“愿长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径出石阵，并无所碍，送至山坡之上。逊问曰：“长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昔小婿入川之时，于此布下石阵，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临去之时，曾分付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莫要引他出来。’老夫适于山岩之上，见将军从死门而入，料想不识此阵，必为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将军陷没于此，故特自生门引出也。”逊曰：“公曾学此阵法否？”黄承彦曰：“变化无穷，不能学也。”逊慌忙下马拜谢而回。

陆逊听罢，上马引数十骑来看石阵，立马于山坡之上，但见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逊笑曰：“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遂引数骑下山坡来，直入石阵观看。部将曰：“日暮矣，请都督早回。”逊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桠似剑；黄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犹如剑鼓之声。逊大惊曰：“吾中诸葛之计也！”急欲回时，无路可出。

却说陆逊大获全功，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前离夔关不远，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遂勒马回顾众将曰：“前面必有埋伏，三军不可轻进。”即倒退十馀里，于地势空阔处排成阵势，以御敌军。即差哨马前去探视。回报并无军屯在此。逊不信，上马登高望之，杀气复起。逊再令人仔细探视，哨马回报，前面并无一人一骑。逊见日将西沉，杀气越加，心中犹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报江边止有乱石八九十堆，并无人马。逊大疑，令寻土人问之。须臾，有数人到。逊问曰：“何人将乱石作堆？如何乱石堆中有杀气冲起？”土人曰：“此处地名鱼腹浦。诸葛亮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

类似快玩的玩单机游戏盒子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以历史来计算，周瑜去世到今天已经快两千年了，《三国演义》成书也有六七百年了，而小说塑造的“周瑜现象”“周瑜心理”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周瑜的这种妒忌心，特点就是嫉妒与自己同等的人，相当于通常情况下教授妒忌教授、小偷妒忌小偷，一般不会出现教授跨界去妒忌小偷的情况。妒忌心理学就是这样的，它的发生需要现成的可比性，只有人和人的基础相同，才会有妒忌，如果彼此差距太大，妒忌就不会发生。由此来看，《三国演义》对这种人物心理的刻画是非常深刻的。

草船借箭故事中，《三国演义》就这样打造了一个精彩的心理循环，它让我们在分析诸葛亮的多智的时候，不能离开周瑜的多妒，更不能离开曹操的多疑。展开来说，我们分析小说的时候要注意到，小说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和人的关系。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借东风，书中交代当时的冬天是没有可能出现东风的，这就让艺术的假定性跟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拉开了合理的错位距离，进而产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心理现象：周瑜和诸葛亮明明是盟友关系，但是他们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周瑜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多智，又诱发了曹操的多疑，结果是曹操的多疑让冒险的多智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又导致了多妒的人更加多妒，多智的人更加多智。最后，多智通过虚构的“借东风”，粉碎了多妒的阴谋诡计。赤壁之战后，周瑜乘胜追赶曹操，他在前面追赶，诸葛亮跟在他后面；他把曹操控制的城市打下来一座，诸葛亮就紧跟着占领一座。周瑜想反击诸葛亮又遭遇失败，三气周瑜故事发生之后，周瑜觉得自己智不如人，最终被气死。临死的时候周瑜口吐鲜血，讲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妒忌心理学的一个伟大创造，在心理学上是非常深刻的。草船借箭这个虚构的故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经过上百年积累，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智慧和审美表达能力的结晶。

《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经典，就是因为它充分表现了人心。当时孙刘两家联合抵抗曹操南下，周瑜跟诸葛亮是同一战线，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诸葛亮的本事越大，其实是越有利于周瑜抗击曹操取得成功的。可是，《三国演义》描写的周瑜拥有他特有的心理，周瑜虽然看到诸葛亮智慧高超、对他有利，但又不能容忍诸葛亮的才能高于自己，因为自己才是抗曹的统帅。所以周瑜每次找诸葛亮研究抗曹，表面上是为了打败曹操，实际上是为了合法地除掉诸葛亮。周瑜找诸葛亮议事，说现在江上作战，我们缺乏箭矢，令诸葛亮去筹办十万支箭，只给了他十天时间，这其实就是刁难诸葛亮。在那个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年代，要想在十天里聚集足够的工匠、准备制造箭矢所需的各种材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诸葛亮却回答说不用十天，三天就够了。周瑜非常高兴，就说军中无戏言，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三天完不成任务就要杀诸葛亮的头。诸葛亮签了军令状就走了，周瑜派鲁肃去探听动静。鲁肃问诸葛亮，你三天能造出十万支箭吗？诸葛亮说我这下危险了，需要你救我。诸葛亮请鲁肃调集20条小船，上面布置好青布和稻草人。鲁肃就答应照办了。准备停当之后，一直等到第三天夜里，诸葛亮才拉着鲁肃上船，20条小船直逼曹军水寨，在曹军眼皮底下鸣鼓进兵，这把鲁肃吓坏了。诸葛亮却说不要怕，我早就算到今天有大雾，而且料定曹操多疑，大雾之下断不敢出兵迎战，只能放箭击退我们。于是诸葛亮就让20条小船接受曹军的乱箭射击，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大雾快散了，船上稻草人插满了十多万支箭，诸葛亮才下令撤退，临走还让军士高呼“谢丞相箭”。

鲁迅评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是有道理的，《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智慧高到可以在一千多年前预报天气。书中的经典段落赤壁之战，其中有一段是诸葛亮草船借箭，这段故事是虚构的，《三国志》里是没有的。但是这一段虚构得非常精彩。而且《三国演义》的虚构是经过历史积淀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多次洗礼，淘汰了很多经不起考验的内容，比如在《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一度被描写得非常鲁莽，有时候甚至像张飞一样。但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完全不一样了，成了读者眼中的智慧化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于小说人物心理的充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