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这部小说由明代作家罗贯中编撰和整理,但其内容在成书前已经包含了多个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据历史记载,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是一位活跃在元末明初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中,除了《三国演义》外,还有《水浒传》的编写工作。《三国演义》是他在广泛搜集、整理和改编的基础上,融合了三国时期的史实、民间传说和当时流行的英雄崇拜观念,创作而成的一部经典文学作品。
虽然《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罗贯中生活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经过他的加工和整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版本,成为了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三国演义》通常被视为罗贯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它更多地是集体智慧和历史传承的结晶。
《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
汉灵帝戊申岁助建宁元年;晋世宗康子岁即太康元年,这与该书所叙史事的年代起止是一致的。新刻汤宾尹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卷首所收“三国志传姓氏”,亦有此语,云“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以下残缺)”。那么蒋大器所云起“自汉灵帝中平元年”,是从何说起呢?这也证明这篇蒋大器的序文实在是一文不值。怎么可以把此序当作依据来确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与作者呢?
三国演义小说不是罗贯中
最后一点,蒋大器的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他以为该书所叙史事时间长度为九十七年。但我们看嘉靖本所叙史事,实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168),终于晋太康元年(280),前后总计一百一十三年的史事。这一点在今所见最早的黄正甫刊本《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卷首的《□镌全像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下有“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三年事实”一行文字。
第三,张尚德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嘉靖壬午年(1522),而蒋大器的序作于“弘治甲寅春”(1494),这就是说在张尚德刊刻此书之前26年,蒋大器就已经写好了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序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因为今见黄正甫刊本、汤宾尹刊本等这些早于嘉靖本的本子都没有蒋大器的序如何禁止迅雷安装游戏盒子,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其次,此序不言嘉靖壬午年以前已有刻本之事,而只称“书成,土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云云,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黄正甫刊本是早于它的,朱鼎臣本也是早于它的,还有不少刊本如明万历年间的双峰堂刊本、乔山堂刊本、郑少垣刊本以及这个汤宾尹校正本等,虽所出时间较晚,但所依据的原本实际上都要比嘉靖本早得多,可能因为这些版本当时印数不多,流布不广,所以蒋大器在序中才敢标榜自己的版本是最早刻本,以抬高身价。我们但从嘉靖将早期刻本把所引弘治、正德年间人周静轩的诗保留下来,却删去周静轩之名来看,就完全证明其是有意作伪。
首先,蒋大器认为罗贯中是“东原”人,而与罗贯中有过交往的《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曾为罗贯中作传,则认为罗贯中是“太原人”。虽然学界对《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谁也有很大分歧,但要比出生在罗贯中去世一百多年后的蒋大器的说法可信得多。由此证明蒋大器的序文若不是有意作伪,那就是根据道听途说而记,并不完全可靠。
对此,启功先生的学生、北师大古文献学专业博士、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书协理事张志和先生认为,郑振铎先生确定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罗贯中作,书成于元末明初的依据,从上文所引已经可以看出,其主要是据该书卷首蒋大器的序来推测的。那么蒋序是否靠得住呢?这里边有几点值得讨论:
在这许多传本中,足使我们注意的很少。因为其各本文字与罗氏的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并无多大的差别,至多只有几个字的不同,或不关重要的一二句的增删而已。例如以郑以桢本校对一下,其不同的地方极少,仅在每节之末,加入一句:“毕竟性命如何?”(卷二)或“下回便见”(卷三)等等字样而已。此可见这许多版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
全书凡二百四十节,并不分回,只分为二十四卷。自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起,至羊苦祜病中荐杜预,王瑞计取石头城止,万历诸本以及二李本,回目皆同,惟分段有不同而已。在文字上,诸万历本皆与这个本子无大差异。(只除了李卓吾的一本,刻得太劣,多讹字夺句,又多删节之处,李笠翁的一本,刻得颇精,于字句上亦多所润改)所以这本嘉靖本的罗氏三国志的第一个本子在五百年后的今日发现,在考订版本的人看来,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三国演义》真的是罗贯中写的吗?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充满争议,众说纷纭。最早的成书刻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庸愚子蒋大器作的序和修髯子张尚德作的引。蒋大器,明成化十年始任大名府浚县主薄,仼职期间,在民间发现《三国演义》原始手本,在弘治六年四处奔波,筹集经费,由张尚德主持,终于使《三国志通俗演义》刻印出版。在蒋大器的序中仅提到罗贯中以陈寿传为本誊录传抄的字眼。经过漫长岁月的传抄以及后来版本的增改删节,越来越接近现代的《三国演义》。后来的多次刻本中并未署作者姓名,即使罗贯中真有一部巜三国》也和现代的版本相差较远。从这些都可说明,罗贯中编纂巜三国》主要是传闻或刻录者牵强附会。
元代至治年新安虞氏刻印的一部的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将松散的传说故事整理成册,虽文词粗糙,但框架构思已成,结构也相对完整,三国故事有了初步规模。元代时期的杂剧三国故事已有50多种,从“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巜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章回几乎都搬上了戏剧舞台,这都说明《三国演义》是大众文化的结晶。
罗贯中并非《三国演义》唯一作者?草船借箭不是诸葛亮的计谋?
『三国演义』也是四大名著中唯一一个以历史为蓝本的小说,虽然与历史不符,但更符合民众对人物的心里投射。但是也有鲁迅批评毛宗岗改编的《三国演义》形象有些脸谱化,称”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其实这和毛宗岗所处时代有关,当时,作为明末清初的文人,毛宗岗更想以《三国演义》这本小说来明确所谓的”大义名分“,这也是他身为士大夫的一种情操,可以说,毛宗岗也是《三国演义》创作的一位作者之一。
现在中国主要有两种版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嘉靖本《三国演义》,一种是清代毛宗岗父子批评本《三国演义》,其中嘉靖本要比毛宗岗父子批评本长,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毛宗岗父子的版本文学价值更高,言辞简练,因此毛宗岗批评本流传更广,其中前文提到的《临江仙》也是毛宗岗插入,毛宗岗自称自己所得乃是古本,其实从证据上看,无非就是托所谓的古本另行改造,无疑,这一改写增添了《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
故而宋文帝刘义隆盛赞《三国志注》是“不朽”之作虽然可能含有自夸的成分,但谁又能彻底否定《三国志注》对于志怪小说的择选,肯定地说广受欢迎的《三国演义》没有参考过《三国志注》的志怪之处呢?
但另一方面,裴松之也处在传统史书体例趋于完备的阶段。《三国志注》不仅是参与构成完善的一次实践,更是一改以往史注重注音释义而轻史料补充的习惯,广征博引,极大地拓展和细化了史书的内容。后一点也深为后世所推崇。
如果仅仅是站在传统史家的立场,裴松之在严肃的史书里引用荒诞的志怪小说自然是不可取的。成书后的千百年来,裴松之和他的《三国志注》也确实因此饱受争议。
细看,例如在《蜀书·糜竺传》中,《三国志》本很正常地记下富豪麋竺“僮客万人,赀产钜亿”,但认可佛教“从善得福”观念的裴松之却引用了《搜神记》中一则麋竺顺手帮助化作妇人的神女的故事,以“说明”麋竺何以积累起万贯家财 ......若再顺着裴松之的这些奇幻引用发散下去,我们的阅读感受就同阅读《三国演义》实在相差无几。
纵览《三国志注》,《神异经》出现1次,《异物志》1次,《列异传》2次,陆氏《异林》1次,《博物志》5次,《搜神记》9次,《神仙传》1次,《抱朴子》3次,《河图括地象》1次,《瑞应图》1次,以及《启蒙注》1次,共计26处。
两百多种裴松之所能见到的书刊,其中有蕴藏魏晋以来玄幻之风的作品自然不意外。事实也证明,相信“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裴松之确实将不少志怪小说作品也当做史料补充进了《三国志注》。
在为《三国志》作注过程中,裴松之主要开展了文字解释、史实补充和评论补充的工作。因为他作注的出发点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三国志》内容太过简略,所以史实补充部分最为裴松之所重视。据近年研究,为尽可能地补充史料,裴松之甚至引用了245种书刊。(另有11处引用出处不明。)
本着这样的史家底线,裴松之在为《三国志》的其他部分作注时同样十分注重“明是非”,“寓褒贬”,“示劝惩”。可作为生活在东晋至南朝宋时期的文人,他也在有意无意间将志怪的奇幻色彩带入《三国志注》。
陈寿在著《三国志》时侧重贾诩的终生成就,多以维护之辞评价贾诩的自全行事。但裴松之清楚史家的传统是“仗气直书”和“善善,恶恶,贤贤”。贾诩的明哲保身并不为社会所提倡。故而他在给《贾诩传》作注时直言:“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 诩之罪也,一何大哉! 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也正是这种相信“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社会风潮,影响了出身河东裴氏,自幼接受良好传统士人教育的裴松之——他从一位单纯的史学家,成为了一位无意识间掌握了志怪奇幻文风的史学家。
对中国古代小说有深入研究的鲁迅曾对魏晋时的志怪小说潮流做过一段很精辟的总结:秦汉以来盛行的巫风同汉代传入的小乘佛教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沃土;人们“皆张皇神鬼,称道灵异”的行为给文学提供了素材和市场;一般文人和“教徒者”怀着“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观念将种种奇闻异事写下,便在无意间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志怪小说。
但提出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忽略了存在于《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的一道桥梁——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本介于小说与史书之间的著作。且论奇幻,罗贯中见了它的作者都得尊称一声前辈——他便是《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
常有人说,莫把《三国演义》同《三国志》混为一谈:前者是小说,虽以历史为素材却充满了文学的奇幻;后者是史学专著,虽存在讹误但相对可靠。
知道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是谁吗?
乾隆年间的吴玉搢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及小说中的淮安方言等,首先推断作者为吴承恩。鲁迅先生据历代《淮安府志》及各种古籍记载,排比众说,最终确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最后加工者。这一说法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也成为现在的主流说法。
有说施耐庵是罗贯中的师父,施耐庵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水浒传》,罗贯中后来加以润色修订。也有说施耐庵查无此人,其实只是罗贯中的化名,谐音“实乃俺”,只因《水浒传》当时属于禁书,罗贯中不敢署名。
你看的可能是一本假《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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