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所著的一部历史小说,它以中国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一百多年间的实际历史为背景,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主线,描绘了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重要事件。
下面是《三国演义》主要事件的时间概述:
1. 东汉末年(184年左右):黄巾起义和群雄割据,比如曹操、袁绍等势力的崛起。
2. 208年: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军击败曹操的北方大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3. 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篡汉自立,建立魏国。
4. 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
5. 222年:孙权称吴王,后正式称帝,建立吴国,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6. 263年:魏国灭蜀汉,三国时期发生大规模的魏蜀之战。
7. 266年:魏国的曹丕子曹髦被杀,其弟曹奂被迫禅让给司马炎,司马炎建立晋朝,是为西晋。
8. 280年:晋朝灭吴,三国时期正式结束。
这个时间线提供了《三国演义》故事的大致时间框架,但请注意,由于《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其中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有所艺术加工和夸张,与历史的真实情况可能有出入。
《三国演义》大事纪年表:让每个三国故事发生的时间让你一目了然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作品介绍
本书描写了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汉末,民不堪命遂揭竿而起。因头缠黄巾,是谓黄巾起义。汉室宗亲刘备及桃园结义兄弟关羽、张飞,同中郎将董卓、骑都尉曹操、下邳丞孙坚共同镇压黄巾军。起义军败后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掌权,后宦官杀何进,袁绍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并废刘辩立献帝刘协而欺主弄权。曹操谋杀董卓不成,作檄文以达诸侯,集十八路军马,推袁绍为盟主讨董卓却最终失败。此后董卓中计被吕布所杀。为争权夺利,诸侯相互厮杀。之后,曹操兵起山东护汉帝自洛阳驾幸许都,曹操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一战,曹操大败袁绍,遂削平北方的抗拒力量,独霸中原。时孙坚之子、孙策之弟孙权据江东;刘备于荆州依刘表,三顾茅庐得诸葛亮,又兼荆州兵多粮足,遂与曹、孙抗衡。曹操兵霸江南,孙、刘联合抗曹。诸葛亮与周瑜携手破曹,赤壁一战,曹败回江北,奠定三国鼎立局面。此后,曹操死,子曹丕自立为帝;刘备随即亦自立为帝,孙权被魏帝授为吴王。魏国权臣司马懿及其子灭蜀后,其孙司马炎代魏立晋,伐吴而天下复归一统。
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多年战乱后朱元璋剿灭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明王朝。其间,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作为一名杂剧和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问道网页游戏惩罚问题大全,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由此就东汉末年的历史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小说年谱
第三,细节描写有所改动。例如,余象斗刊本卷七写刘备集团当阳败退时,糜夫人“将头撞墙而死”,而嘉元序本卷九则说糜夫人是“投枯井而死”,两刊本对糜夫人殉难方式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再如,余象斗刊本卷一写袁绍诛杀宦官及家属“何止二三千人”,嘉元序本中对此说的却是“何止二三万人”,两刊本中的数据相差十倍。
其次,段目句式更加多样。之前的刊本段目句式相对统一,如嘉元序本均为七言句式。而余象斗刊本的段目句式除多用七言句外,也有五言句如“秋风五丈原”,六言句如“曹操谋杀董卓”“关云长装车胄”,八言句如“白门城(楼)曹操斩吕布”“论英雄青梅煮酒会”“关云长挝鼓斩蔡阳”等;九言句如“定三分诸葛亮出茅庐”,十一言句如“姜维避祸屯田计九伐中原”。
首先,极大保存“旧本”的一些文字。例如,嘉元序本卷十二写张松在许都诈称《孟德新书》是战国时无名氏作,蜀中小童亦能诵。杨修辩驳说此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曹操听杨修禀报后,“遂令扯碎其书烧之”。嘉元序本在此处还加小字注说:“柴北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由此注可知,明嘉靖、万历间《三国志演义》已存在“旧本”与非旧本的区别,《孟德新书》是否板刻便是区别之一。嘉元序本写《孟德新书》“虽已成帙”,后又“扯碎其书烧之”,是称作“书”不作“板”,则可断定此非“旧本”。而余象斗刊本卷十描述此事时说的是“虽已刊板”“破板烧之”,都称作“板”不作“书”,正如嘉元序本小字注所说“旧本书作板”,可见余象斗刊本沿用了“旧本”的文字。
余象斗刊本首卷端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除缺佚的,其他卷端均题作“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所以,这部刊本又被称为《批评三国志传》。书后有牌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可见此刊本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于林余氏双峰堂镌刻而成。书前有封面,其下栏左右两行分别题有大字“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
余象斗刊本发行时间在今之所见《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居于第四位。同时,它也是最早正式张扬“批评”的刊本,尽管其评论多缺乏精到见地,但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周曰校此则识语,除了自我宣传外,还披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首先,识语中指出,“购求古本”,说明《三国志演义》“古本”是真实存在的。从“辄”等字眼也可以看出周曰校求购后作为底本的“古本”,与当时通行的版本不同。其次,周曰校并未完全照刻求购到的“古本”,而是进行了“再三雠校”“缺略有增补”等,可见这个刊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古本”作了改动。第三,此本“节目有全像”,周曰校刊行时在里面加入了插图,这也是与“古本”的一个明显区别。第四,该识语所撰时间为“万历辛卯”,即万历十九年为牌记所题年份,再次确认此书刊行于1591年。
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感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之传,士君子抚卷,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矣。览者顾惕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
北大存版周曰校刊本上刻有牌记曰:“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刊于万卷楼”,由此牌记可看出此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封面下栏左右两旁分别有竖书大字书名“全像三国”“志传演义”,其间夹刻“书林周曰校刊”;上栏为周曰校的识语:
周曰校刊本是目前有确切记载的第三部《三国志演义》刊本,也是《三国志演义》刊行流传演变史上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版本。据相关记载,周曰校刊本(包括残本)现存七部,其中北京大学收藏的残本非常瞩目。
自罗贯中编撰的《三国志演义》问世后,反响极大,明蒋大器形容到:时人“争相誉录,以便观览”。一开始,这部小说一直以手写本的方式辗转传抄,直到明嘉靖元年(1522年)才付之版刻。此后,出现了官刻、私刻等多种刊本,至明万历年间,刊本刻印更加频繁。现存可考具体刻书年代的明刊本中,有四本影响较大,依次是:嘉靖元年序刊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
三国小说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六)——明刊本频繁刻印(上)
宏观层面,具有 与原著一致的思想主线及表现手法。 《三国演义》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思想,并通过“表彰诸葛”来表现其倾向。嘉元序本中,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后,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而他对刘备集团的事业也始终忠贞不二,“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也同样通过凸显赞扬诸葛亮而体现出来,甚至色泽更为浓重。同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紧紧抓住诸葛亮答刘备的“隆中对”,将其中所提出的决策贯穿于全书的主线。嘉元序本也极力显示隆中决策在整个故事中的重大作用。
当今藏于海内外的所谓“嘉靖元年刊本”有很多,如甘肃省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本等。但这些其实并非“嘉靖元年刊本”原刻初印,而是“嘉靖元年刊本”的递修本或翻印本。不过,由于这些刻本都出于原刻,所以也可称为“嘉靖元年序刊本”,简称“嘉元序本”。
简析《三国演义》
(3)、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郡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人。东汉末年名将。汉末亡命涿郡,与张飞从刘备起兵。刘备得徐州后,使关羽行太守事。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东进,击破刘备,关羽被俘,遂随曹操于官渡迎击袁绍军,刺袁绍大将颜良于万众之中,封汉寿亭侯,不久辞归刘备。后随刘备依附荆州牧刘表。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三国题材的戏曲也非常丰富,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几乎都有剧本。金院本中就有《襄阳会》、《刺董卓》、《赤壁鏖兵》等剧目,南戏中也有《貂蝉女》、《周小郎月夜戏小乔》等剧目,元杂剧中有六十余种,《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隔江斗智》、《三战吕布》、《火烧战船》都是其中的名作,还有部分内容为《三国演义》所没有。
由讲史话本整理而成的文学读本就是平话,平话亦称“评话”,以其"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现存说三分的平话有两种:一种是《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扉页有“甲午新刊”字样,即指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刻本,另一种是《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三国志平话》,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与《三分事略》基本相同而叙述较详。记述刘邦、吕雉屈杀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受命在阴间了结此案,使刘邦转生为汉献帝,吕雉转生为伏皇后,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司马懿,报仇的报仇,领赏的领赏。三国归晋后,刘禅的外孙刘渊从匈奴起兵反晋,自称后汉,灭晋报刘禅之仇。平话的内容除上述因果报应外,绝大部分为《三国演义》所吸收。
历史演义作为长篇小说的一个分支,不能脱离历史,这是历史事实对历史演义制约性的表现。《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共六十五卷,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王忱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是魏吴二志的基础,蜀虽无史,陈寿乃蜀人,且留心蜀事,因此《三国志》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到南朝刘宋时,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受命为《三国志》作注,搜罗了一百五十九种有关的书籍,使注三倍于原史,且所用之书,大多亡佚,因此,裴注成为创作《三国演义》的重要史料。范晔《后汉书》中的《孔融传》;《祢衡传》、《左慈传》填补了《三国志》的空白,也是必要的参考。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变《三国志》的纪传体为编年体,朱熹《通鉴纲目》又改用蜀汉编年,这就使历史资料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18)如1922年亚东图书馆印本、1929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1953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1974、1975年人民出版社两次影印本(有线装、平装之分),及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标点本等。
(14)以《第一才书》作为《三国志演义》清代评本的正式书名,始于李渔。其两衡堂刊本封面题“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其自序亦云:“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僭为之序矣。复忆曩昔圣叹拟欲评定史迁《史记》为第一才子书,既而不果。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哉第一才子书也。”按,毛评最早刻本乃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所刊,其卷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封面亦作“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虽未明言“第一才子书”,但其《读三国志法》已称:“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其批评实已显露此意,后人推崇毛评,乃夺李渔评本之书名而移赠给毛本,遂沿袭至今。
(13)比如沈伯俊先生在《〈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中,从书名、版本、回目、规格、文字五方面加以对照比较,证明“李渔评本”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
(11)原文发表于日本东北大学1989年5月出版的《集刊东洋学》第61号,经陈西中先生译成中文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的《三国演义丛考》一书。
⑧元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堪称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分上、中、下三卷,每卷二十三个题目,开篇有“头回”网页三国游戏里的神关羽,类似后来章回小说的“楔子”。书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迄于诸葛亮病死,已粗具《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框架,体现了“三国”话本系统的最高成就。
⑦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出土了一批刊印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和传奇刻本,内有《花关索传》一册四集,全称为《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后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续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别集),以说唱形式,详细地叙述了关索的一生,虽系民间传说,且唱词俚俗,然却是探求关索这一虚构人物形象演变的必不可少的资料。
⑥注意:所谓依次排队只是笼统而言,并未具体到任何一种版本;其间亦不一定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尤应注意的是:志传系统中许多版本的刊刻年代虽晚于通俗演义系统,但其文字及内容却保存了较之通俗演义更早的形态。这点后文将详细讨论。
⑤就目前所知,国内所藏嘉靖元年序刊本尚有初刻与覆刻之分。二者的文字略有歧异,最突出的表现是卷十六第三则“玉泉山关公显圣”。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关羽被擒及被杀的过程;而这些细节到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里,却丝毫不见踪影。由此避讳与否的区别,似可推断两本的刊刻时间必是一先一后,盖前者的底本是初刻本,后者的底本则为覆刻本。
版本问题非常重要,它是开展学术研究并使之得以深入的基础。在三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今天,不少有识之士却避开群雄角逐的沙场,而甘愿同毫无生气的版本打交道。枯索艰辛的耕作终于结出了喜人的硕果:在“三国”研究专家陈翔华先生的亲自主持下,由中外学者联合组成的编委会,将精选宇内所藏具有重要价值的罕见珍本十余种,辑成《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陆续影印出版;先行推出的首辑五种,已于1995年5月同读者见面。无疑,它对《三国志演义》以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将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毋庸讳言,在某些人肯定毛本斐然成绩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很不以为然,甚至颇多訾议。争论的范围似仍可纳入前述的两个方面,焦点则可概括为是否忠实于罗贯中原著。这涉及到文艺创作规律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与版本纠缠在一起,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姑且各存异见,留待他日评说吧。只是无可撼移并需要重申的是,毛氏父子修订的已非罗贯中原著初始之面目的新本《三国志演义》,很快替代诸明刻本而风靡海内外,成为三百年来最为流行的本子,以至于现当代出版的读物,莫不以此为底本来加以整理并付梓刊行。[(18)]
其次,从加强作品思想倾向和艺术效果的角度看,毛本的修改倒是相当成功的,即毛本对原作中固有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进行了必要而巧妙的艺术加工。这方面的修订,虽多表现为局部的增删、枝节的改补,但它取得的成效却不可低估。如妇孺皆知的“秉烛达旦”的故事:“关公收拾车仗,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加敬服)[(17)]既到许昌,曹拨一府与关公居住。”不可否认,后人之厌憎曹操之奸恶虚伪,赞美关公之光明磊落、节义凛然,无不与这个小小的细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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