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古典小说，但它并非纯粹的虚构故事。它以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描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尽管《三国演义》在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虚构、夸张，但其中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这部作品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和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有许多是基于历史记载和个人传说的融合，有时会有所夸饰或是加入了作者的想象，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和吸引力。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是基于真实历史基础之上的虚构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因其文学价值，也因为它在传播三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而《三国志》也没有出现过明显的贬低刘汉的行为，就拿诸葛亮来说，虽然没有书写得像小说里面的那样惊为天人，但是《三国志》武侯传对它的评价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只是军事能力不突出罢了”后来六出祁山，无功而返不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说了这么多小伙伴们肯定会觉得即使《三国演义》是以蜀汉为主角书写的，那《三国志》也是以曹魏为主角写的呀!的确《三国志》中六十五卷中魏书数量最多有三十卷，结合当时的史实司马炎篡位后为了体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确实会让史官对于魏国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一定的美化，毕竟是他的位置是魏国幼帝曹涣禅让给他的，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其实最主要还是实力问题，所谓的三国鼎立其实是很不平衡的鼎立，北方曹魏天下九州独占其六，而刘备却只有益州外加汉中之地，那个实力强那个就写得多不是很正常吗?

三国演义就是小说

真三国3代是单机游戏吗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我的童年回忆《三国演义》就是一本我的小说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 三国演义 》中描写了很多 经典战役 ，譬如：火烧赤壁、官渡之战、夷陵之战、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火烧藤甲军等等。其中的智慧谋略，让后人惊叹折服；神乎其技的 阵法 ，留下的奥妙令人探测不尽。虽然它只是小说，却比兵书更让人迷恋。不怪乎有人传说，满族人定鼎中原，《 三国演义 》功不可没呢！

额勒登保 天性严肃刚毅，每当军中将士禀报军情诸事时，都不敢轻易抬头看他一眼。他赏罚分明，每当打了胜仗，他必会亲自宴请将士酒肉，赏赐有功之士哪怕上万钱，他也丝毫不吝啬。他战功赫赫，但不妒嫉同僚之功，也不嚣张跋扈妄自尊大，虽是武将，但操守极好。

四大名著，不仅是小说，读懂也就明白了人生

《红楼梦》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极其真实地，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充分运用了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

青年人进入了职场，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就会面对事业发展的问题。作为经典，《三国演义》所标榜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中国人信仰的“仁”和“义”，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告诉人们，凡建功立业者，最后往往都是讲“义”之人，当英雄做大事，不能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人生的成功，不只在于事业的成就，还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的正义。细品《三国》，我们可以领悟到如何处理好“权谋”与“道义”之间的关系。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黄巾兵起义，结束于司马氏灭吴开晋，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魏、蜀汉、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展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并成功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历史小说为什么只有《三国演义》成为了名著呢？

武将单挑在历史当中是存在的，尤其是蒙古军队喜欢玩这套，明朝历史小说武将单挑就成了家常便饭，实际上历史当中武将单挑是很少的，主将单挑那更是不可能，真正的战争从古至今打得都是国力和谋略！而像《说唐》这些完全就是一个人决定了战争那就是纯粹扯淡，《三国演义》还讲战法和谋略，其实《三国演义》算是最基础古代兵书的入门了。

而且《说唐》更可怕的是高手与高手之间的差距大的吓人，排名低一名的高手碰到比排名自己高一位的，那就是除非这位不想杀你，要不然你就是等死！这比玩游戏还离谱，玩游戏有时候操作好的还能干掉战力在自己之上的，到了《说唐》这些小说当中就是完全不可能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最大的烂尾名小说！

首先，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前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诸葛亮等大家喜欢的正面角色，反面有曹操、吕布、董卓，还有第三方孙权、周瑜、鲁肃等。这些人物撑起来的故事特别的饱满。可是看到后边呢？正面人物刘备的后代阿斗成了无能的代言人4399手游盒子小小仙武，此间乐不思蜀更是流传甚广。曹操后代被司马懿打败，曹操虽然是奸雄，但是有识之士还是认可曹操极其后人的才能，司马懿就不一样了，典型的大反面人物，是诸葛亮的死敌，曹家的死敌，他的成功上位让人看着不舒服。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一个是史书，另一个是小说

与《三国演义》把蜀国作为正统，把诸葛亮和刘备作为正面英雄人物描写不同，《三国志》是以曹魏这一方作为主要正统来写的。这也可能是陈寿后来作为晋朝的臣子，而晋朝是承袭了曹魏的。《蜀书》之所以只有十五卷，大概由于曹魏和东吴当时都有了自己的史书，而西蜀则没有。陈寿只能自己重新收集资料，或许当时难度有些大。

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这种小说和历史的差异，可以延伸到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它和《三国志》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三国志》是正史，历史范畴内讲的是真；《三国演义》是小说，主要是写人，它的价值不在于真而在于情感的美。小说要揭示的是人的内心，它描写的人物是军阀也好农民也罢，注重的都是对人内心情感的透视和洞察。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里的人物，从历史角度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揭示他的情感世界、内心理想以及感知，那么就具有了文学的价值。用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审美价值。

比如，毛宗岗所肯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艺术形象，和从历史角度来看曹操所得到的印象，二者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直到西晋短暂统一，战乱持续了九十多年，户籍流散、灾荒横行，人口大量减少，文化受到摧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灾难。曹操在诗里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蔡文姬诗里也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诗句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长期的战乱导致人民生命严重缺乏保障。长期的军阀混战，让东汉朝廷成了空架子，乱世中每个有武力的人都可以争当皇帝，只要谁武力最强能够结束这一场灾难，就会被人视为英雄。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就认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曹操就在这样的战乱中成长为最强的力量，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政治相对开明，最后统一了北方，因此曹操也可以称为英雄。但是《三国演义》里显然没有把曹操当成英雄，作者给曹操安排了很多生动的内容，把他写成了一个心狠手辣、残忍好杀的奸雄。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的形象是非常鲜活的。不仅在我国有长期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删定《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曾经评论说，《三国演义》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曹操、诸葛亮和关羽，他们三位的形象是不朽的。我们这个讲座主要是从人物塑造的角度，举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来谈一谈《三国演义》的价值。

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句子有不少来源于《三国演义》，比如“赤膊上阵”来自对勇将许褚的描写，“既生瑜何生亮”来自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情节。还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赔了夫人又折兵”“说曹操，曹操到”“大意失荆州”“借东风”等。这么多内容流传至今，也说明《三国演义》艺术力量的深入人心。

其实，从三国时代到元朝末年《三国演义》出现，三国故事流传了1000年左右，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民间故事、文人创作、诗词改编等，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三国演义》的创作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它描写的是不到100年的三国历史，而作者创作小说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三国志》中几百个人的传记，《三国演义》把这些原本分列在不同国家下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内容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形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