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撰，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小说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虚构和史实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三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军事、社会现象，以及众多英雄人物的故事。

小说主要围绕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展开，主要人物包括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等。《三国演义》不仅展现了复杂的政治格局和人物性格，还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智慧、道德观念和人生哲理。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到世界各地，深受全球读者的喜爱。

小说：穿梭到三国，开始一路**到底！

世界背景：东汉末年，皇帝昏聩，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于184年由南华老仙弟子张角带领其兄弟张宝、张梁发起大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其口号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创立“太平道”。天地乱世由此开始，群雄逐鹿，谁与争锋？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网页三国游戏情侣视频大全，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小说文明三国演义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毕竟有着一些不尽如实的地方。比如关于袁绍,书中把他写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的绣花枕头,实际上这哥们儿相当有本事的,要不是遇到了高人曹操,他在那个年代一定也会大放异彩的。

首先,大伙儿一定都被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吧?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诸葛亮就是智慧的化身,关二爷就是忠义的代表,他们成了华夏文明中最为瑰丽夺目的文化符号,享誉中外。有句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凭借诸葛亮和关羽在书中的那些精彩表现,他们当之无愧享有盛名已久了。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无疑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从小到大,谁又没有被曹操的"奸谋多疑"、关羽的"忠义无双"、诸葛亮的"出师表"给深深地折服过呢，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节,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三国演义》又是如何将这段动荡离奇的历史演绎得如此精彩纷呈的，快跟着我一起来探寻历史的真相吧!

曾经称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三国演义》

最主要的还是渲染了刘备宽厚仁义的特点：《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把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仁”的典型来塑造的，“仁”是刘备性格的基凋，而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化身，是“仁”的人格化。小说《三国演义》是以人物为载体，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小说第一回介绍刘备时说：此人“生得身长七尺五寸农场网页设计下载游戏失败，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后来又“跨下黄鬃马，手掣双股剑”，从而构成小说刘备的整体形象：作品不仅通过大量的具体故事和人物评价刻画了刘备抱负远大、恭己待人和城府很深的性格特点。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当然，笔者也并非说曹操一无是处，曹操作为《三国演义》中杰出英雄之一，确实也有过人之处。除世人在道德层面评价他“奸”之外，他还有才能层面的“雄”，不能片面论之。他的伦理观念，可从不做皇帝这一点申说。从客观方面来看，曹操固然会考虑条件不具备、担心成为众矢之的等因素，如曹操认为孙权劝其“早正大位”，是“欲使吾居炉火上”。笔者在此，拟从主观方面补充一点：曹操还是有政治底线的。他以主观理性勉力抵御皇权诱惑，直至人生终点未做篡臣，盖棺论定。毛宗岗评曰：“曹操不自为之，而使其子为之，则莽拙而操巧也。”笔者认为，在才华与治理能力方面，曹操与王莽判若云泥，二者不能简单化地归为“拙”与“巧”之别。曹丕采用禅让的方式篡汉，也不能说没有其父的影响。尽管禅让只是形式，但披上文明外衣，总比挥刀弑君好得多。汉献帝受尽委屈，最终得以善终，大概可视为历史风云中尚算文明的一例吧。

关于曹操的评价，近年来出现了新倾向。在笔者为本科生开设“明清小说研究”课程时，有不少学生在开课之前表示喜欢曹操，欣赏他功成业就的一面。这说明，部分学生过分强调成功的影响，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笔者认为，相较而言，成人应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在弘扬《三国演义》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应注重持守正义与正道，弘扬其人文精神。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