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它的叙事形式为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混合了历史事实与虚构情节，主要通过故事叙述、对话、描写、以及对人物性格的描绘来展开。以下是《三国演义》的一些关键叙事形式特点：

1. 历史与虚构的结合：《三国演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但同时也融入了许多虚构的情节和人物，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和可读性。作者通过这些虚构元素来拓展历史叙事，使故事更加丰富和生动。

2. 人物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例如，刘备的仁德、曹操的谋略、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诸葛亮的智慧等，这些人物形象在小说中被深度刻画，成为读者记忆中的经典形象。

3. 叙事结构：《三国演义》采用了章节体的叙事结构，每个章节通常围绕一个主要事件或情节展开，连贯流畅。同时，书中还穿插了大量对人物的描写、对事件的背景介绍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故事的背景和人物的动机。

4. 故事的连贯与转折：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安排，使得故事发展既有连贯性，又有意外的转折，这些转折往往是通过关键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选择来实现的，增加了故事的悬念和吸引力。

5. 伦理与道德：《三国演义》在讲述历史故事的同时，也融入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忠、义、仁、智等，这些价值观不仅体现在人物的言行中，也是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之，《三国演义》通过其独特的叙事形式，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道德教诲的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怎样成书的

另外，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还经过很多人的修改和补充，比较著名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修订的本子，对《三国演义》从文字到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加工修订，大部分修改得比以前好，但也有改得比以前差了的，详见裴效维二O一三年六月修订《三国演义》的前言。

三国演义小说形式

哪个网站可以下绅士游戏盒子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行走许昌·读懂三国】三国专题文献馆馆藏：《三国演义》介绍

清康熙年间，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本为基础，参考“三国志传”，对此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校订和评点。因最后是由毛宗岗校订、加工、定稿的，故后人多将他们的本子称为“毛评本”。毛评本强化了“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对回目和正文内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增删，使之表述更为准确，同时也更便于阅读。毛评本《三国演义》虽然正统的道德色彩较为浓厚，但因其评点的文字见解颇为精到，且在艺术上有较大提高，故此本成为后来几百年间最为流行的本子。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刊本，该书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以后的刊本大多来源于此，比较著名的有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等，共三十余种，这些版本只是在插图、考证、评点、回目等方面略微有调整。到明万历时出现了《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该本实为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所作，将240则改为120回，并将回目由单句变为双句。因其评语价值不高，流传不广。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三国演义》知识点梳理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他从东汉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记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以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等为中心人物，又贯穿了群众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把蜀汉当做魏蜀吴之间矛盾的主导方面，集中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描摹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比较客观的反映了群众对政治集团的爱憎与向背以及他们反对战争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三、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需要再书一笔的是，雄飞馆本是个例外，如套用上面的分组规则，应把它单列为花关索，关索组了。因其第一百五回为《花关索荆州认父》，而第一百七十四回《孔明一擒孟获》里却又出现关索一名。也许是它同时采用两组本子才导致的混乱和矛盾吧。

该组本子的卷数、内容、版式与花关索组相同，区别只在关索部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征讨云南的诸葛亮军中，突然来了一员青年，自称是关羽第三子，名关索。后遂从军作战，但未见立功便失踪了。关于关索登场这一点，与元代《三国志平话》[⑧]相同，但内容各异。诚德堂本、忠正堂本、乔山堂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朱鼎臣本、杨美生本、魏某本、北图本等属于此组。因其各本之间的繁简颇有出入，故疑非由同一版本而来。

该组本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花关索的青年和他的母亲胡氏及三个妻子一起来到荆州游戏盒子有三国志11吗，青年自谓是关羽之子。此后他转战西川各地，屡建军功，最后病死在云南。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与成化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⑦]的内容大致吻合。余象斗本、联辉堂本、杨闽斋本、郑云林本、汤宾尹本、种德堂本等属于此组。这些本子的内容与文字除极个别处外，基本相同。

二、志传系统：包括余象斗本、余评林本、诚德堂本、忠正堂本、乔山堂本、天理图本、联辉堂本、杨闽斋本、郑云林本、汤宾尹本、黄正甫本、朱鼎臣本、忠贤堂本、杨美生本、魏某本、美玉堂本、北图本、种德堂本、雄飞馆本、三余堂本、聚贤山房本、嘉庆本等等。该系统基本以《三国志传》作书名，形式上表现为上图下文，内容上则多插增关索或花关索故事，因绝大多数刊刻于万历年间的福建，尤集中在建阳一带，故又称闽本或建本。

一、通俗演义系统：包括嘉靖本、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等。各本均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又列有一单句标目，只是嘉靖本和夷白堂本为二十四卷，每卷十则，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为十二卷，每卷二十则。周曰校本同于嘉靖本，卷首亦有蒋大器、张尚德两人序文；夏振宇本又从周曰校本出，二者在书名前增添了同样的附属语：“校正古本大字音释”，同样把嘉靖本的二十四卷合并为十二卷，同样保留了蒋、张的序文。夷白堂本行款与嘉靖本同。这些无不表明，嘉靖本同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间的血缘渊流。关于刊行地，有人认为嘉靖本刻于南京，因无充分论据，此说尚存疑；周曰校本是金陵（今江苏南京）；夷白堂是武林（今浙江杭州）；夏振宇本不详。

从版本形态的演变考察，我们不妨将《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分成四大系统：一、通俗演义系统；二、志传系统；三、批评本系统；四、毛本系统。倘若按照版本产生的时代先后给它们依次排队，则通俗演义系统居首，志传系统次之，批评本系统又次之，毛本系统属末[⑥]。下面就来具体谈谈它们各自的情况。

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第一种》六十卷百二十回，清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大字刊本。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八行，行二十四字。封面上栏刻“声山别集”，下栏右上刻“古本三国志”（占五分之一位置），左刻“四大奇书／第一种”，大字二行（“种”字下有阴文朱印“天香书屋”一枚）。首李渔序，次总目，次绣像，次读法。总目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声山别集”、“茂苑毛宗岗序始氏／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各卷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之几”、“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总目与正文板心均刻书名。第93、97、109、119回首叶板心下刻“醉耕堂”。北京图书馆藏。（醉耕堂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精图百二十叶，有“书林刘素明全刻像”字样。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总评。首秃子（李贽）序、缪尊素序、无名氏序、读三国史答问、宗寮姓氏、目录。合二则为一回，并取前后二则标题作每回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蓬左文库均有藏。（吴观明本）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二百四十则，明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闽书林双峰堂余象斗刊本。题“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上评中图下文。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稍异旧本的是，此书增加批评及诗。所评者为事实，不涉文字；诗为周静轩作。日本建仁寺两足院藏一至八和十九、二十卷，英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七、八两卷，德斯图加特市符腾堡州立图书馆藏九、十两卷，英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十一、十二两卷，英伦敦博物院藏十九、二十两卷。（余象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