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这部小说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一百多年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复杂斗争，以及众多英雄人物的生平和事迹。在西方，有许多不同的译本将这部经典之作介绍给英语读者。以下是一些知名的《三国演义》英文译本：

1. James C. Liu 的《The Master of the Five Ages》: 这是第一部完整的英文译本，由James C. Liu在20世纪初翻译。这部作品是基于《三国演义》的原始中文文本，但由于时代差异，部分翻译可能与现代读者的理解有所不同。

2. Isabel H. & Arthur Waley 的《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这个版本由两位著名的汉学家共同翻译，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完成。它提供了一个更现代的翻译视角，更注重文学性和流畅性。

3. Michael Costello 的《The Three Kingdoms》: 这部译本由Michael Costello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完成。它在文学性和历史准确性之间取得了平衡，深受读者喜爱。

4. Peter W. Ku 的《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这个版本是基于更全面的中文文本，特别是《古今演义》和《三国演义》，提供了更为详尽和精确的翻译。

5. Bernard M. C. Sloman 的《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这个版本也是由一位汉学家翻译的，旨在忠实于原著，同时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需求。

选择哪一本译本取决于读者对文学风格、历史细节以及翻译的年代的偏好。每本书都有其独特之处，为不同背景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体验。

论《三国演义》的多种英译形式及其功能

在接受刘瑾的访谈时，罗慕士曾表示他之所以选择译介《三国演义》，是因为“《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都已经被翻译了好几次了”（刘瑾、罗慕士 2018: 78）。虽然这里含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与《红楼梦》和《西游记》相比，《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影响力是相对较小的。到目前为止，只有邓罗、罗慕士、虞苏美三个英语全译本。不过，这三个全译本却各具特色，系统地展现了《三国演义》的历史风貌与文学价值，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

在《三国演义》英译史上，节译本不仅贯穿始终，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刻画与情节叙事功能。虽然不同节译本的译介特征、文本篇幅各不相同，但译本内容往往围绕《三国演义》主要人物或重要情节展开，一方面代表了译者在文本选择上的把握能力，同时也体现出三国文学与文化的精髓。重点、高效是《三国演义》英语节译本的重要关键词。

三国演义译本小说

第三是因为该译本对原文本的完全忠实。在翻译时地图美化网页游戏下载免费，杨宪益将原文中文字的字面意思都忠实地进行了翻译，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翻译风格。由于这种近乎直译的忠实翻译难免会给西方读者带来不小的阅读难度，特别是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于人物、历史背景的陌生，杨戴二人还为译文添加了不少脚注，以提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

让“三国文化”活起来•第三期|《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刊本，该书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以后的刊本大多来源于此，比较著名有的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等，共三十余种，这些版本只是在插图、考证、评点、回目等方面略微有调整。到明万历时出现了《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该本实为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所作，将240则改为120回，并将回目由单句变为双句。因其评语价值不高，流传不广。

有关三国的故事流传于民间，《三国演义》的成书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解是《三国演义》最基本的蓝本，另外，《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宋代讲史、元代的《平话三国志》、《三国事略》以及元杂剧、民间传说等，都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比如活跃于当时戏剧舞台上的大量有关三国的剧目：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白帝城托孤等，故事情节较为完整。罗贯中正是在如此丰富的创作素材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虚实结合，创作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

日本作家笔下的《三国》，是如何演绎曹操爱雄才，赠袍别关羽的？

曹操回头招呼张辽，命他将事先准备好的金银送给关羽，以作盘缠。但关羽却断然不收。他说道∶"关某在京城期间，愧领了丞相无数恩赐。关某原本出身贫寒，习惯了如此四海飘零的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金银。还请丞相收回，用来犒赏将士们吧。"

"关将军说的哪里话来。其实此事错在曹某，我心知将军必定会上门辞别，心中不舍才命人高挂避客牌。如今想来，未与将军当面说清，曹某心中实在惭愧。因此曹某特意赶来此处，想亲自送一送将军，还望关将军莫要怪罪才是。"

"关某不才，承蒙丞相收留。如此大恩大德，关某此生莫敢忘!但如今关某既然已经得知故主的下落必定以忠义为先，日夜奔驰，赶往故主身边。此番情义，还请丞相理解。关某此前曾七次登门，想要当面辞别。只可惜丞相府上高挂避客牌，因此未能如愿。还请丞相恕罪，关某并非有意不告而别。"

"不不不!关兄误会在下了!"张辽连忙辩解道，"你看，我未着寸甲，也未带一件兵器，怎能是赶来捉拿于你的?丞相大人随后就到，他说关将军将要远行，要赶来送一送。张某只是先行赶来，请关将军留步，稍等一等。我真的并无他意啊!"

少顷，曹操起身，对众人解释道∶“你们有所不知，此次关羽出走并非不告而别。此前他曾经七次登门，意欲请辞。只怪老夫心有不舍，高挂避客牌，将他挡在门外。关羽不得当面告别，只得改为留书而去。因此，关羽此番出走，只能怪老夫有错在先，恐怕他此时还会嘲笑我心胸狭小，不是个言而有信之人。老夫因此心中难过得很啊!只怕他此时尚未走远吧，我若是现在去追，应该能赶得及和他一番告别。如此一番情谊，也算得上有始有终，才对得起我们二人这一段交情。也罢！张辽，你速速备马，与我一同前去送一送关将军!"

这时，忽然传来了巡逻队的急报："启禀丞相，今早巡城之时，发现关羽府中人去楼空。属下们发现府中的库房中封存着丞相所赠的金银绸缎，而且汉寿亭侯之印也在其中。后院之中，只留下十个美女。关羽只带着随身家丁，护送两位刘夫人的车驾，一行人在天亮之前便从北门离开了。"

以下选自中译本《三国》第五卷第一章《关羽千里行》中的少部分章节，里面着重描写了曹操在关羽封金挂印、不辞而别后，对待关羽的“仁义”言行。有兴趣的网友可参看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有关内容，体验一下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交融的这一极致作品。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是日本通俗小说大师吉川英治，用颇具个性的现代手法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进行了再创作，巧妙地加入了原著中所没有的精彩对白。《三国》是吉川英治的巅峰之作，出版后畅销70余年，成为日本三国文化的奠基之作。

满文本《三国演义》

翻译《三国志演义》的历史由来已久，据相关史料载，清入关前，太宗曾命达海（1594－1632）翻译满文《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许多学者认为此《三国志》即为《三国志演义》，在《掌故零拾》中亦记“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皆好读该书，参悟其中的军事谋略。一些将领亦将其作为行军布阵的兵书来读。该书在满族人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关于满译本《三国志演义》的译书原因，摄政王多尔衮曾明确指出：“着译《三国演义》，刊刻颁行。此书可以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懿行为鉴，又可以奸臣误国、恶政乱朝为戒。文虽粗糙，然甚有益处，应使国人知此兴衰安乱之理也。”由此可见，清统治者欲使国人以此为行为规范，取其忠孝节义之精华教导国人，以裨统治。

拥有汉文版的《三国演义》，对于日本江户时代的上层人士而言是很体面的事

大判锦绘（彩色印刷的木版画，日语称为“锦绘”）《通俗西游记》，并非日本最早的视觉化《西游记》产物，但却是照相技术普及前，质量最好的《西游记》图形艺术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日本艺术家对于《西游记》的理解和诠释。创作《通俗西游记》时，芳年才只25岁，尽管被叙事画的体裁框定，但与后来的《月百姿》和《风俗三十二相》等作品不同，他那细腻、诡异、华丽的画风已初现端倪，满溢独特画意的构图也已十分纯熟，可说是较好地尊重并保持了与原著较为一致的视觉塑造。

《西游记》传入日本后，由于故事背景与中日两国共同的佛教交流背景一致，又充满惊险诙谐的神仙妖怪争斗内容，因而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1758年，小说家西田惟则开始翻译《通俗西游记》，随译随刻，经三代人接力，到1831年勉强将前65回译毕，前后历时七十三年之久，成为《西游记》第一个日文同时也是第一个外文译本。从此《西游记》在东洋扎根壮大，迄于今时，现代日文译本多达30余种，各种改编更是层出不穷，影响深远广大。

月冈芳年给后世留下了众多一流的浮世绘作品，总计21幅的彩色浮世绘《通俗西游记》，尽管不属于穷态极妍的完美杰作，但这套完成于1864年至1865年的名著浮世绘，是芳年成名早期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当时也广受欢迎。

歌川国芳之后，他的弟子月冈芳年也是画三国的名家。作为“最后的浮世绘大师”，月冈氏谙熟中国文化，举凡《三国》《水浒》以及《西游记》的故事，都曾进入他的绘画视野。他的数幅锦绘，以及于1886年出版的插图本《绘本三国志小传》皆是名传后世的佳作。例如《月百姿》中的《南屏山升月》，画的是赤壁大战前夕，曹操独立船头，遥望大江对面的南屏山。一轮明月隐在高山之后，如银的月色倾泻在江面上，闪烁着梦幻般的光华。天上乌鹊南飞，曹操身穿大红袍，一手执槊，眼前滔滔江水流过，微风吹起他的衣袂和胡须，也在江中轻漾起一片浪花。在这样的构图中，芳年没有画两军夹江相峙的情景，甚至连兵营的一角也没有呈现，而仅仅画了曹操的一个背影，就将他席卷天下、睥睨宇内的英雄气概展现了出来。而月冈氏的另两幅《三国志图会内》三联画，重彩浓墨、气势非凡，是典型的吸收西方绘画技巧与中国文人画技法，所展现出的中西糅合、各取其巧的新形式浮世绘，以独特而又鲜明的色调与丰姿，为后世称赏不已。

国芳继承了明清小说版画的画面构成和表现方式，而在角色和场景勾勒上更为细致，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衣饰器物上更具有日本本土特色。他选取《三国演义》中有名的情节场面，运用浓厚艳丽的色彩，流畅、富有弹性的线条和独特的造型风格，对其中各个人物的神态相貌和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描绘，并兼顾人物所处时代的自然景色和场景建筑，故事性、色彩感均呈现较高水准，彰显出高超的叙事能力和画面把控能力，使三国题材的绘画，由明清版画样式完成了日本化的转变。

歌川国芳擅长画武者，以武者三联画驰名于世，其中以彩色《国芳之通俗三国志》系列最为有名。该系列分别绘于1836年和1853年两个时期。其中1836年所绘为单幅英雄图，即《通俗三国志英雄之壹人》；而1853年的作品，均由三联画组成，取名《通俗三国志之内》。

《绘本通俗三国志》合计八编七十五册，由大阪群玉堂于1836年至1841年陆续刊行，其文字本体依然是湖南文山所译的《通俗三国志》，但这次经过了池田东篱亭的润色校订，文辞雅俗兼具，再加上装帧古朴大气，遂成为书市中的佼佼者。葛饰北斋为配合小说内容，以其深湛的功力、精细的笔触和优美的画风，选取关键人物和关键情节，融入自我对三国的理解与想象，传神地描画了近四百张浮世绘插图，完美诠释了罗贯中的原著小说，生动再现了叱咤风云的三国大时代。在葛饰北斋笔下，无论是儒雅内敛的文臣谋士、威容赳赳的武将豪杰，还是英姿焕发的王霸之主、雍容秀丽的贵族女性，全都栩栩如生。而且这些人物的样貌皆偏向日本人，铠甲以日本层叠式侧肩护甲和腰甲为主，并融合了日式花纹和中国汉服的纹样，将中日文化较好地交融于画面中。数百位千古风流人物，通过北斋炉火纯青的画笔，在金戈铁马、鼓角争鸣间，共同构建出恢弘壮阔的纸上三国世界。

彼时，以新兴的“浮世草子”（草双纸）为代表的市民读物，对传统古典小说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草双纸的特点是全书以图画为主，文字依附于绘图，视觉冲击力惊人。民众热衷的三国题材也在草双纸中时常出现，例如《画本三国志》《倾城三国志》《世话字缀三国志》《三国志画传》等，都是热卖一时的草双纸。这样强力的竞争，就要求以文字为主体的和译古典小说，在绘图上必须超过草双纸，才有营销噱头。于是延请浮世绘巨匠绘制插图成了时髦的做法。葛饰北斋及其弟子铃木重三，以“葛饰戴斗”的名义，为不少古典小说，特别是和译的中国小说配了大量插图，《绘本通俗三国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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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幸之助运用三国智慧管理松下电器的例子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遭遇石油危机，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大受震动之际，松下幸之助破格提拔了董事会普通董事为社长，而这亦被认为是松下幸之助活用诸葛亮破格提拔县令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一事的生动再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松下幸之助当时的决定是睿智、具有前瞻性的，被破格提拔的山下俊彦在此后变革推新，松下电器也得以继续傲立电子行业之巅。

松下电器善用《三国演义》中的用人待物之道经营企业、选贤任能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以至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曾将松下电器的成功看成是企业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智慧的结果，而松下幸之助本人也是三国题材的忠实拥趸，他曾将《三国演义》列入企业高管必读书目。

在这种背景下，沦为“阶下囚”的朝鲜就不免愈加慨叹被迫向曹操投降的关羽，后者“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的气节、得知刘备消息后即刻投奔的做法同样为朝鲜民众所追捧认可，而一心匡扶汉室的刘备因被视作“反清复明”的变体，同样大受追捧。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一、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氏父子的评改本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金文京先生的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但许多问题他却无法给予圆满的答复。仍以关索故事为例吧。人们不禁要问：商人既以赢利为第一目的，何苦还要搜肠刮肚地虚构故事，并颇费心机地插进原文中去呢？且不说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备杜撰传奇的才能，单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窦了。还有，林林总总的志传系统二三十种本子，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异呢？是共同遵从一个母本，还是相互之间借板袭用？种种疑难，恐非金先生三言两语所能判明。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