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撰的，并非完全基于历史事实，而是融合了历史、文学和虚构元素的产物。在撰写和流传过程中，为了增加故事的吸引力和文学性，作者罗贯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艺术加工，这使得《三国演义》在保留历史人物基本框架的同时，也融入了许多文学创作和想象。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改动示例：

1. 人物形象的塑造：罗贯中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加工，使得他们不仅具有历史上的特质，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情感和性格。例如，将刘备描绘为仁德的君主，诸葛亮则成了智慧的化身，关羽和张飞则被强调为忠诚勇敢的代表。

2. 战争和事件的夸张：在描述战争和事件时，罗贯中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夸张，以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观赏性。例如，赤壁之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周瑜的智勇双全，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3. 事件的整合与重组：为了构建一个连贯的故事线，罗贯中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整合和重组，有时候会合并或调整事件的时间顺序，甚至虚构一些事件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例如，将关羽失荆州和曹操败走华容道等事件进行了交叉叙述。

4. 文学性增强：为了增强文学性，罗贯中运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法，如对仗、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以及丰富的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使得《三国演义》不仅具有历史故事的深度，也具有文学作品的美感。

5. 道德伦理的探讨：《三国演义》中蕴含了深刻的道德伦理探讨，如忠诚、仁义、智慧等主题，这些并非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通过故事传播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改动并不意味着罗贯中对历史事实的完全篡改，而是在保持基本历史框架的基础上，通过文学艺术手段，使《三国演义》成为了一部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历史教育意义的经典作品。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二、开《三国志演义》系统批评之先河。纵观三国版本，最早公开标榜“批评”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虽也有小字夹注，对正文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然并非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而余象斗的“批评”，也不过相当于眉批，针对小说的具体情节加以评说，多就事论事，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与深刻的艺术分析，文字比较简略。到了李卓吾评本，则不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还有总评，总计字数多达数万，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

一、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氏父子的评改本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三国演义小说改动

金文京先生的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但许多问题他却无法给予圆满的答复。仍以关索故事为例吧。人们不禁要问：商人既以赢利为第一目的，何苦还要搜肠刮肚地虚构故事，并颇费心机地插进原文中去呢？且不说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备杜撰传奇的才能，单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窦了。还有，林林总总的志传系统二三十种本子，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异呢？是共同遵从一个母本，还是相互之间借板袭用？种种疑难类似爆笑三国单机游戏，恐非金先生三言两语所能判明。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3.余本卷七《长坂桥赵云救主》写糜夫人之死：“糜氏弃阿斗于地，遂将头撞墙而死。……赵云就堆（推）土墙而掩之。”嘉靖本却是这样的：糜氏“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从细节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刊刻时间早的嘉靖本反比后出的余象斗本修改的痕迹更多些。

2.余本卷七《刘玄德走江陵》：刘琮降曹后，“琮未敢往（见操），蔡瑁、张允请了刘琮、文聘同去。聘曰：‘为大将不能保全荆州，当待死而已。’不肯同去。”嘉本则作：“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琮教与文聘同去。”并不交代文聘言行。接下来却有曹操派人寻文聘，文聘来后自称“无颜早见”等文字。据此似可推断，文聘不肯与刘琮同去见曹操一细节乃原著所有，嘉靖本欲将它删去，却又未删干净。

《三国演义》整理本出版70周年：最新纪念版增加系列插图，专家学者漫谈“三国”文化

在鲍国安和陈全胜对谈的结尾，还展示了陈全胜专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国演义》出版七十周年纪念题写的《三国演义》开篇词书法条幅。鲍国安还倾情朗诵了一首曹操的诗作《龟虽寿》，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最后的互动环节，读者提问非常踊跃，几位嘉宾老师也耐心地一一解答。

鲍国安老师分享了他对于《三国演义》原著的理解和拍摄《三国演义》电视剧时的故事和体会。他表示，当年拍摄《三国演义》电视剧，王扶林导演定下的原则就是忠于原著，现场虽然不是同期录音，但是演员台词不能和原著差一个字。在谈及如何演绎曹操这个形象时，鲍国安先生表示，他经过反复研究，为曹操定下了一个贯穿全剧的动机：不择手段，完成统一，不择手段即为“奸”，完成统一则为“雄”。

陈全胜先生回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人文社的《三国演义》创作插图的历程。那是1984年， 陈全胜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寄来的约稿信，从此便在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行军床的小屋里开始了《三国演义》插图的创作。他从文物上捕捉时代感，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线刻、汉代画像石，最终以工笔重彩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第一套《三国演义》彩色插图。

周绚隆教授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23年，长期负责人文社古典文学图书出版。他认为，把《三国演义》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来读，在整个社会的传播过程中，其价值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价值观的培养，如统治阶级的爱民思想，刘备之仁，诸葛亮之智，关羽之义；第二，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的普及主要靠历史演义、历史小说，阅读《三国演义》是知识的获取；第三，《三国演义》会提升我们文学鉴赏能力与审美能力；第四，从青少年阅读来说，准确掌握《三国演义》中浅近的文言文语词，对孩子学习语言、提高古汉语的能力非常重要。

首先是《三国演义》在当代的阅读意义。关四平教授认为，《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可以用“四个第一”概述，一个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二，是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第三，从成书过程来说，成书史的时间来说，它是成书第一长的小说。第四，它的文化含量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是影响度最高的、第一的长篇小说。

从历史、文学、影视三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为何屡次改编？

因而其内涵及语言风格相较于《三国志》都尽量更加浅显，但“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风格依然决定了《三国演义》在传播过程中,初期受众范围长时间的局限在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文化素质且专注于三国研究的学者身上。

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前，“三国故事”就已然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长河。早在唐朝时期，三国的故事就已经广为流传，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孩童少年，都很熟悉这段历史。而随着广大民间艺人的传颂，宋代时已经出现了专门讲述三国时代故事的评书人等，这对于三国历史在平民百姓中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故事源起汉灵帝年间，以刘备、关羽、张飞自桃园结义为始，讲述了东汉末年直至晋朝建立近百年历史。通过历经三分天下直至最终三家归晋的结局，揭露了封建阶级统治的黑暗及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因而推崇作者心中的忠、义愿景。

《三国演义》的第一部改编作品为1905年的《定军山》，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意义重大。而这部影片就取自于《三国演义》，也从侧面体现了这部经典名著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以及在大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章学诚曾在《丙辰札记》中提到：“《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相比较，对于史实的还原比例没有这么大，但大体的框架仍是具有很多参考意义的。并且由于《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极高，也因此收获了众多“死忠粉”，这对于引起受众对三国的历史研究的兴趣意义则更为巨大。

《三国演义》的演变！

唐代中后期，整个国家风云动荡，诸多文人借古讽今，抒发内心的苦闷，三国的动乱和“安史之乱”的唐朝别无二致。晚唐时期小孩子都知道三国的故事，李商隐的诗《骄儿》中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意思是有时嘲笑客人长着像张飞那样的下巴，有时嘲笑客人像邓艾一样口吃。

唐朝，尤其是”盛唐“，国家繁荣昌盛，整个时代精神都是积极向上，当时的人们将建功立业的梦想寄托在诗文当中，出现了很多对于三国时期忠义、功业的赞美，比如说李白《赤壁歌送别》等诗。人们依旧推崇贤君明臣，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杜甫更是对诸葛亮多加赞美，“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唐朝时期就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的倾向。

这个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依附于史学著作，所以在创作时以历史人物为原型进行再创，三国故事就成为被描写的对象，魏晋尤其是曹操集团被赋予了新的形象以负面描写为主，而蜀汉、东吴集团人物的材料较少，在对这两大集团进行描写时，故事主要是蜀汉的刘备、诸葛亮为核心，重点描写他们超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这其实是当时百姓对于贤君明臣的呼吁，刘备和诸葛亮就成为了美好愿景的寄托对象。东吴则以孙坚、孙策等为主，加强了人物的神异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原因玄学兴盛，佛道并行，建安风骨余韵犹存，对人物的品评依旧强调人物言行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所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重点记载了魏晋名士的言谈轶事，比如“刘备三顾茅庐”、“曹操杀吕伯奢”、“张飞骂门”、“孙权劝学”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这部分内容重点是对人物言行举止、精神面貌的刻画。但同时战乱带来的人生无常以及无法直抒胸臆，只能将文学寄托在玄学以及神异故事上，出现了大量鬼怪内容，比如《搜神记》等。

这便是《三国演义》成书的第一阶段——史书。尤其是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和裴松之的注，这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框架和原始资料，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原型，部分形象经过再创造，从而被评为“七分事实，三分虚构”。

《晋书·陈寿传》记载时人评论《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大概意思是说该书的文辞中劝诫人们还有治理国家政治得失的建议，有益于国民风化。当时的晋朝由于政治因素需要”有益风化“的作品影响国民，所以陈寿去世后，晋惠帝下令前往陈寿家中，将《三国志》原稿抄录下来，并妥善保存。

《三国演义》早期书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演义》。（通俗演义）“演义”的意思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朝代更替、历史变革等题材进行组织和敷演成完整的故事。简单来说，《三国志演义》这部作品是对史书《三国志》的通俗化诠释和发挥。

《三国演义》写的是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具体时间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止。第一次记住三国时间则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歌曲《曹操》“东汉末年分三国",这首歌曲我们音乐课上还教过。

新版与老版《三国演义》对比（图文）

首先，从场面设计方面来说，新版《三国演义》的场景设计更为宏大，在打斗和战争场面中使用了更多的高科技技术和视觉效果，使得战斗显得更为壮观。相比之下，旧版《三国演义》的场景则偏向传统和写实，注重角色的动作和表情，以及台词的文学性。

遗憾得很，是个非常低级的爵位——亭侯小于乡侯虚幻引擎4 网页游戏大全，乡侯小于县侯（毛宗岗说的“通侯”，指的就是县侯）。汉朝的侯爵，就是这样三级。

“俗本云，曹瞒铸寿亭侯印贻公而不受，加以‘汉’字而后受。是齐东野人之语，读者不察，遂为所误。夫汉寿，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汉有亭侯、乡侯、通侯之名。”

另外，把督邮捆起来，痛打二百杖的是刘备，《三国志·先主传》有明文记载，“先主……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弃官亡命。”小说中则将鞭打督邮的事遗置给了张飞。

历史上，鲁肃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人物，孙权也将他比为为光武帝刘秀建策创立东汉的名臣、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但他在《三国演义》中却成了一个老实巴交、窝囊无用的低能儿。

比如空城计是《三国演义》中表现诸葛亮神机妙算的著名章节，而据《通鉴》记载，“空城退魏兵”的是南朝刘宋洮南太守萧承之，这里的“魏”也不是曹魏，而是北魏。

纯属虚构情节的如桃园三结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三气周瑜、借东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等皆于史无证，这些内容都是作家为小说情节或人物性格塑造服务而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