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古典历史小说，是根据三国时期（公元220年－280年）的史实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的。这部小说主要围绕着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主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展开。以下是《三国演义》的小说体系概述：
主要人物
1. 刘备：蜀汉的开国之君，以仁德著称，有“仁君”之称。 2. 曹操：魏国的奠基者，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以智谋和野心著称。 3. 孙权：东吴的开创者，善于利用江东之地的地理优势。 4. 诸葛亮：蜀汉的丞相，以智慧、忠诚和远见闻名。他是刘备的主要谋略家和军事顾问。 5. 关羽：蜀汉的五虎猛将之一，以其勇猛、忠诚和武艺高强著称。 6. 张飞：蜀汉的五虎猛将之一，性格直率，勇猛善战。 7. 周瑜：东吴的军事将领，聪明才智与诸葛亮齐名，但因多疑和短命而被历史记录。
主要事件
- 赤壁之战：曹操南下企图统一中国，与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展开大战，最终曹操被击败。 - 隆中对：诸葛亮在刘备请求出山时，为其规划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事件。 - 三顾茅庐：刘备三次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最终请其出山辅佐。 - 七擒孟获：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采用恩威并施的策略，七次擒拿孟获，最终赢得其部下的心，稳定了南中地区的秩序。 - 白帝城托孤：刘备病危，将蜀汉大业托付于诸葛亮。
结构与风格
《三国演义》采用了章回体结构，共120回，每回都有独立的故事，但又紧密相连，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小说融合了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通过夸张的描写、丰富的对话、生动的场景，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复杂局面。
《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人物的重要文献，对后世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剧情需要给18路诸侯，设定一位大魔王之外呀。最主要的是，吕布在真实历史中也确实武力值惊人，而且是为数不多，真正进行过主将单挑的猛将。
所以当我们看到三英战吕布，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关羽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时，也是一身热血直冲天灵盖，恨不能起身给自己家狗子两脚，让它知道知道啥叫威震华夏。
三分虚幻、七分真实：三国演义作者的史学水准其实远超常人想象
三国演义小说体系
可见三国志win8单机游戏下载，现在流行以三国志来否定三国演义是何其可笑另一处则是史书里记载刘备在被曹操派去击败袁术后曾在外面呆了半年时间没有回来，并且曹操也没去管，这件事曾让我非常不解，并且提出一些假说。而演义里保留了这些剧情，并且结合武帝纪里曹操在八月以后的军事安排，将袁绍发兵的时间提前，安排了一段两军对峙了几个月的剧情。最后因为袁绍不思进兵，被曹操逮到机会才忙里偷闲打败了刘备。
这个号是不是有很多作者?有些时候由于连史料本身都写得不清不楚，甚至有记错的情况，但演义也依然按照史料的说法来编写剧情。例如三国志里对刘备在建安元年（196）和吕布之间的斗争写得非常诡异，先主传里写刘备被击败两次后在建安三年（198）才投奔了曹操，而武帝纪里则写刘备在建安元年第一次被击败后就来投奔了，一般认为是由于刘备集团早期资料不详细才造成这种结果。而演义里把这些记载照单全收，为了理顺中间的逻辑让吕布击败了刘备三次，第一次两人和好，第二次投奔曹操，第三次联合曹操反杀吕布。
时陈宫为东郡从事，亦与陶谦交厚；闻曹操起兵报仇，欲尽杀百姓，星夜前来见操。操知是为陶谦作说客，欲待不见，又灭不过旧恩，只得请入帐中相见。宫曰：“今闻明公以大兵临徐州，报尊父之仇，所到欲尽杀百姓，某因此特来进言。陶谦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义之辈；尊父遇害，乃张闿之恶，非谦罪也。且州县之民，与明公何仇？杀之不祥。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弃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复来相见？陶谦杀吾一家，誓当摘胆剜心，以雪吾恨！公虽为陶谦游说，其如吾不听何！”陈宫辞出，叹曰：“吾亦无面目见陶谦也！”遂驰马投陈留太守张邈去了。
有些时候因为强行还原历史，反而导致了一些bug。例如历史上陈宫在曹操进攻徐州时和张邈等人一起发动了兖州叛乱，而演义里陈宫在曹操杀害吕伯奢一家后就离开了他，结果在曹操准备屠杀徐州时又以东郡从事的身份出现，东郡是曹操的地盘，但演义里陈宫却不是曹操的部下，并且在这之后又去投靠了张邈，就显得地理区划十分矛盾。
超辞了彭羕，即将人与书解见汉中王，细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羕下狱，拷问其情。羕在狱中，悔之无及。玄德问孔明曰：“彭羕有谋反之意，当何以治之？”孔明曰：“羕虽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祸。”于是玄德赐彭羕死于狱。
原来彭羕与孟达甚厚，听知此事，急回家作书，遣心腹人驰报孟达。使者方出南门外，被马超巡视军捉获，解见马超。超审知此事，即往见彭羕。羕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数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汉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渐薄也？”羕因酒醉，恨骂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报之！”超又探曰：“某亦怀怨心久矣。”羕曰：“公起本部军，结连孟达为外合，某领川兵为内应，大事可图也。”超曰：“先生之言甚当。来日再议。”
却说孙夫人回吴，具说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正商议调兵，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且按下荆州，商议拒敌曹操。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书上呈。权拆视之，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可速迁于此，以为万世之业。孙权览书大哭，谓众官曰：“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吾如何不从！”即命迁治建业，筑石头城。
一些史书里的细节也被见缝插针地安排进了剧情里，例如三国志里写曹操听说孙权分了荆州的地盘给刘备时正准备写字，当即惊讶得把笔掉在了地上。而演义里有半回的内容是讲曹操在铜雀台召开比武大会，正到兴头上准备写一首铜雀台诗，刚要下笔就听说了这个消息。
曾经称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三国演义》
小说第一回介绍刘备时说：此人“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后来又“跨下黄鬃马，手掣双股剑”，从而构成小说刘备8的整体形象：作品不仅通过大量的具体故事和人物评价刻画了刘备抱负远大、恭己待人和城府很深的性格特点。
最主要的还是渲染了刘备宽厚仁义的特点：《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把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仁”的典型来塑造的，“仁”是刘备性格的基凋，而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化身，是“仁”的人格化。小说《三国演义》是以人物为载体，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以上这三种色彩是小说蒙在历史上的基本的色彩，所以它不是事实，现实可能不理想，可能不漂亮，但是那是事实，那里面才是真正埋有宝藏的地方，所以大家不仅要读小说，更要读历史，这样才有真正的大收获，才有得到真历史、大智慧！
这其实是正统色彩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刘备是正统，是汉室宗亲，曹操就是奸臣贼子，是奸诈小人。小说中凡是刘备一方，基本上都是好的，是善良的，是正义的化身。而曹操一方则是奸臣贼子的一方，是不忠不孝的一方，只要是曹操一方基本上都不是好的。孙权一方则虽然稍好了一点，但也基本上陪衬，是一个被刻意取笑的一方。这些都是脸谱化的，是有着鲜明的爱恨倾向的，与事实相差甚远。
作者是罗贯中，是元末明初时期的文学巨匠，小说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张本，就要突出汉族正统，突出忠义思想，所以在小说中我们就看到了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都是叛贼，是邪恶的，这显然有违史实。
既然是小说，那就不是事实，这是最基本的。小说要成就曲折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所以就难免虚构、难免张冠李戴，难免夸张。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理想化、倾向明显的故事和人物形象，而这些离事实可能就非常遥远了。因此，小说只不过是从事实中取了一点基本元素，重新组合，形成了与史实完全不同的另外的系统，它自身是独成体系的。比如刘关张本是君臣，小说以他们为核心线索，三人成了兄弟，所以小说在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样貌。
三国演义是小说，而小说往往是有使命的，尤其是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的社会功能更甚！因而，它也便蒙上了多种色彩，让人难以看到本色。
《三国演义》是怎样成书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三国演义》的前言中介绍时说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而且是由文言小说过渡到白话小说、短篇平话小说过渡到长篇章回小说的桥梁《三国演义》还开辟了一条熔历史与民间传说于一炉、集民间艺人与文人智慧于一体、内容则亦实亦虚的创作道路，成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乃至神魔小说效法”。还说“演义”就是将史实敷衍为长篇章回小说或故事。《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其所写人名(包括字号)、地名、官名大多为纪实，但也有虚构者，所谓有“七实三虚”的说法。
一分钟读懂《三国演义》【罗贯中】
《三国演义》的结构非常庞杂，共120回。小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群雄逐鹿以及魏、蜀、吴三国的统治和战争。每个部分又按照时间线索，分为若干个章节，每个章节以一个故事或一个战役为主线展开。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吴先生所反对这种轻佻的、“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为着求新、求异而进行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教学展示中）恐怕也仍旧存在。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问题，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体系。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手游变态版盒子平台开发，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专题： 萌三国演义小说 小说如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