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朝小说家罗贯中撰写，成书于14世纪。它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一百多年历史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战略部署和军事冲突，描绘了一个充满英雄豪杰和智慧人物的时代。

故事的核心人物包括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等，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和道德立场，展现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三国演义》不仅描写了战争的场面，还深入探讨了人性、忠诚、智慧、友情和权谋等主题，成为后世研究历史、文学、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宝贵资料。

这部小说不仅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国演义（上）

《三国演义》原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历史上的三国故事编撰而成书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内容上的特点是“七实三虚”（章学诚语）。罗氏剔除了传说和话本中过分的虚构和想象成分，主要以《三国志》提供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加上一些传说和自己合理的虚构。但其中仍有一些迷信描写。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过的。毛氏的加工使全书的情节更紧凑，更符合史实，并强强了其中固有的拥刘反曹色彩。语言也更文言化，回目更整齐化了。总之，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

这在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了三大系统：一是历史传奇类，二是神魔志怪类，三是世俗风情类。尤其是世情类，只是形式上还保留着章回，在内容上已与说话分道扬镳。以《金瓶梅》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小说已从古典的故事情节模式，向近现代的人物小说转变。其故事情节淡化到无法再“说话”。

曾经称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三国演义》

先秦小说三国演义

最主要的还是渲染了刘备宽厚仁义的特点：《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把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仁”的典型来塑造的，“仁”是刘备性格的基凋天道网页 游戏在线玩免费，而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化身，是“仁”的人格化。小说《三国演义》是以人物为载体，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小说第一回介绍刘备时说：此人“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后来又“跨下黄鬃马，手掣双股剑”，从而构成小说刘备的整体形象：作品不仅通过大量的具体故事和人物评价刻画了刘备抱负远大、恭己待人和城府很深的性格特点。

《三国演义》是怎样成书的

另外，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还经过很多人的修改和补充，比较著名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修订的本子，对《三国演义》从文字到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加工修订，大部分修改得比以前好，但也有改得比以前差了的，详见裴效维二O一三年六月修订《三国演义》的前言。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3.余本卷七《长坂桥赵云救主》写糜夫人之死：“糜氏弃阿斗于地，遂将头撞墙而死。……赵云就堆（推）土墙而掩之。”嘉靖本却是这样的：糜氏“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从细节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刊刻时间早的嘉靖本反比后出的余象斗本修改的痕迹更多些。

2.余本卷七《刘玄德走江陵》：刘琮降曹后，“琮未敢往（见操），蔡瑁、张允请了刘琮、文聘同去。聘曰：‘为大将不能保全荆州，当待死而已。’不肯同去。”嘉本则作：“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琮教与文聘同去。”并不交代文聘言行。接下来却有曹操派人寻文聘，文聘来后自称“无颜早见”等文字。据此似可推断，文聘不肯与刘琮同去见曹操一细节乃原著所有，嘉靖本欲将它删去，却又未删干净。

1.余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写十常侍专权，“这十个把握朝纲，是他门下，得官做；不是他门下，干有功劳，且守缺期。灵帝自尝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语言俚俗，声口逼肖，生动地勾画出宦官气焰熏天而灵帝自甘为儿皇帝的情状。嘉靖本则作：“这十人执掌朝纲，自此天下桃李皆出于十常侍门下，朝廷待十人如师父。”显然文字雅驯了不少。

除以上六处外，尚有十四处涉及关索的内容。以上从余本残存的十四卷中的描写，足见出关索是小说中颇令人瞩目的角色。宋元时期，有不少关于关索的记载，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还曾重刊过据说翻印元本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如此一位传奇人物，为何在嘉靖本中销声匿迹，而到了后出的余本中，却又活跃频繁呢？是刻书家为吸引读者兴趣、提高经济效益而随意妄加出来的吗？果真如此，我们倒要佩服改编者技艺的高超精妙了。

三、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满文本《三国演义》

中国国家图书馆即藏有顺治七年满文本《三国志演义》，但美中不足，只存有前十六卷，然仍乃国之瑰宝，它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对于研究清初满族的语言习惯及满汉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昔日皇家之庋藏，今日向世人绽放，时光穿梭，故事依旧。（朱志美）

翻译《三国志演义》的历史由来已久，据相关史料载，清入关前，太宗曾命达海（1594－1632）翻译满文《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许多学者认为此《三国志》即为《三国志演义》，在《掌故零拾》中亦记“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皆好读该书，参悟其中的军事谋略。一些将领亦将其作为行军布阵的兵书来读。该书在满族人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人物形象和语言运用的角度阐述评书传统书目《三国演义》

诸葛亮事先早就算好了，一支箭估计有多大分量，船两边幔帐都是草束，一条船一面受箭受多少支时杯中的酒倾斜到什么程度。如果一条船一边受箭，得了七八千支，你拔下来后得有折的、坏的，剩下的好箭五六千支，所以二十一条船才能得上六七万支箭。调过头来，两面都射匀了，船也能摆平了，十万支雕翎箭绝不会少一根。

3.蕴含合理性。理，指人物性格的逻辑性和情节的可信性，所谓“顺理成章”。比如对诸葛亮的塑造，鲁迅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评书设身处地、揆情度理，扬小说之长、藏原作之拙，为这场赤壁大战中运筹帷幄的实际主帅恢复了“人”的光彩。比如“草船借箭”：

京剧《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中鲜有实体布景，惟独诸葛亮借风，台上高搭法坛，再现典型环境，皆因为它是“戏核儿”，必须与众不同。评书中这一段也如是，属于“有话即长”，必须细致描述，否则不仅失去了细腻的特色，而且也削弱了诸葛亮借东风的形象性。而这种笔法本身蕴含着充足的知识性。

这座七星坛一共三层，每层高三尺，方圆一共二十四丈，在下面一层插二十八宿旗。东方是七面青旗，按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总名叫苍龙，布出苍龙之形；北方是七面皂旗，按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总名叫玄武，有的说是龟，有的说是蛇，还有一种说法是龟蛇合体，是北方的神，所以布出玄武之势；西方是七面白旗，按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总名叫白虎，布成白虎之相；南方是七面红旗，按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布成朱雀之状。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八八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边一层用的是四个人，这四个人头戴束发冠，身穿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裾。前方左边这个人，手里拿着长竿，长竿的尖上用鸡羽为葆，就是扎上鸡毛，以观察风的动静；后方左边立着一个人，捧着宝剑；前方右边立着一个人，手里也挑着长竿，竿上系着一条七星号带，以表示风的方向和强弱；后方右边站的人手里捧着香炉。七星坛下还有二十四个兵士，各持旌旗、宝盖、大戟、长戈、黄钺、白旄、朱幡、皂纛，在四周环绕。

咱们中国射箭跟外国射箭用的功力不一样，中国射箭八个字：撑、拔、拐、抹、托、捋、刁、合。九斤十二两为一个劲儿，十三把半这张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都得背着手往这儿一站泰捷盒子里面的三国游戏，拔脯子调脸儿，练这个站功。站功练好了，吊膀子。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儿，右手攥着弓弦儿，举过脑门儿，往下落。弓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托住，后把捋住，一拔脯子，拐胳膊肘儿，一调脸儿。吕布左手攥弓背儿，右手箭认扣，左手手指头还要掐着箭杆儿，箭杆儿这儿叫扣门儿。箭杆儿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沟儿，还把弓弦搁在里头，这就叫填弦。

老舍在《说好新书》中曾谈到：“评书演员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给书听，一件事紧接一件事，不多费力气去详述细节，或旁征博引。这是尽职的演员。可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流名手，都是第二类的——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极其细腻生动，而且喜欢旁征博引。”所谓“细腻生动”、“旁征博引”，都离不开鲜明而精彩的语言运用，这也是评书的风骨和气质所在。

另一种手段是通过语言见人物、见思想。比如原来说书对于张辽一带而过，但现在必须说清楚，因为观众喜欢张辽。在“斩颜良”中，关羽来到白马坡，向曹操请战：“我要与颜良一战。”这时旁边张辽说了一句：“军无戏言。”原来从不说这句话，但现在一定要突出这句话，因为张辽有他的目的。关羽是他介绍来的，他让曹操收降关羽，当然他希望关羽立功。但有朝一日刘备出现，他是愿意关羽走，还是不愿意关羽走？张辽的心情很矛盾。短短一句话，人物性格清晰呈现。

周瑜不但文武全才，风流倜傥，而且精通音乐，是个大音乐家。这在《三国志》上有记载：“曲有误，周郎顾。”如果现在举行歌手比赛，周瑜在这儿当评委，他闭着眼睛听，这歌手有个小音符、音节唱错了，他立刻能听出来。一抬头，把眼睛睁开，他得瞧这歌手一眼。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