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由明代作家罗贯中编撰，全书以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通过虚构和改编历史事件，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三国时期英雄豪杰的故事。这部小说不仅是文学作品，也具有历史学和文化学的多重价值。

《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它对于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兴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学艺术上，《三国演义》以其生动的故事情节、深刻的人物刻画和精妙的语言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被广泛翻译成多种语言，并改编为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总之，《三国演义》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一扇窗口，也是领略中国文学魅力、学习中国语言与表达的重要资源。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清朝奠基者 努尔哈赤 （1559年－1626年）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他麾下的一名侍从。 努尔哈赤 喜读《 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自谓很有谋略。他戎马一生，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建国称汗。又长年与大明作战小内存三国杀单机游戏， 以少胜多 ，出奇制胜。据说，他的用兵谋略，有不少就取自于《 三国演义 》。

清朝小说三国演义

满文本《三国演义》

《三国志演义》的翻译与校勘工作是繁复的，参与的人亦较多，祁充格实乃该书的总校之一，与之共同为该书总校的还有范文程巴克什、刚林巴克什、冯铨、洪承畴、宁完我、宋权。参与到具体工作当中的还有能图、叶成额、查布海、索那海等人。关于“巴克什”，《养吉斋丛录》中记：“国初直文馆者，掌文字，学问优赡，则赐号巴克什。如达海、刚林皆尝赐此号。”从译校该书的人员构成来看，有大学士、巴克什这样满汉兼通、学识超群的文臣领衔主持，可见清统治者对该书的重视程度。

清代满族统治者将满语定为国语，力求保持满族原有的民族特征，与此同时，积极吸纳汉文化，以求维护和巩固国家统治。其吸纳汉文化的一项具体举措即是大量翻译汉文典籍。特别是清入关后，翻译刊刻更是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顺治三年，刊印了满文本《洪武宝训》（又名《洪武要训》），这是清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文典籍。顺治七年，刊印了满文本《三国志演义》，成为清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文文学作品。

明清《三国演义》序跋的价值取向

李贽不再纠缠于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也不再关心仁义道德之高下，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孔融、祢衡、庞统、崔州平、徐庶、司马徽等人的气质与才华。不难看出，上述人物或特立独行，或隐居林下，李贽认为他们只有“不为”，才能大有作为。这是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充分肯定。

且古来割壤窃号，递兴倏废，皆强并弱款，并未有如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宇内一大棋局。两国手争能，不相下哉，宜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乃吾所喜《三国》人物，则高雅若孔北海，狂肆若弥正平，清隐若庞德公，以至卓行之崔州平，心汉之徐元直，玄鉴之司马德操，皆未效尽才于时。然能不为者，乃能大有为，而无所轻用者，正其大有用也。若人而可作，吾愿与为莫逆交。若诸葛公之矫矫人龙，则不独予向慕之，虽三尺竖子，皆神往之耳。世之阅《三国》者，傥尚多古人，将无同志乎？敢以质之知者。

明清两代对《三国演义》奇异独特审美价值的揭示，丰富了古代小说的幻奇理论。不仅神魔志怪小说以及英雄传奇小说具有幻奇的特点，即使历史演义小说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历史演义小说的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题材奇、手法奇。真正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历史演义小说并不多见，这也正是《三国演义》难以超越的原因。

雍正十二年郁文堂刊本黄叔瑛《三国演义序》对毛评本给予了高度评价：“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此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认为毛评本的功绩就是揭示了《三国演义》的“自有之奇”。光绪七年群玉山房刊本莼史氏《重校第一才子书叙》认为：“《三国志演义》一书，小说也，而未尝不可以观文章。自毛氏评之，圣叹称之述之，人知其书非寻常小说家比，且有以大文章视其书者。夫文章莫不妙于平庸陈腐，而莫妙于奇。”“然则以奇说奇，上下数十年间，俾阅者知国势之鼎立，征战之逞雄，运筹之多谋，人才之散处分布，不择地而生。书中演说，有陈氏所未发，申之而详者；有陈氏所未备，补之而明者。陆离光怪，笔具锋芒，快心悦目，足娱闲遣，足助清谭；人皆称善，则虽谓之大文章可矣。”指出了《三国演义》“以奇说奇”的审美价值。

李渔之外，清代还有不少人指出了《三国演义》奇异的审美价值。雍正七年致远堂刊本卷首有穉明氏所撰《三国演义叙》，这篇序言的作者是一位古文家，他将《三国演义》与古文作了比较，认为毛宗岗在《读三国志之法》中所说的“起结关锁，埋伏照应，所续离合宾主烘染之妙，一皆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遗法也”。虽然“《三国志》之奇，固不若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尤奇”，“但人情听古乐而欲卧，闻新声而忘倦者比比。今既不能强斯世之人，尽喜读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而犹赖评野史者，尚能进以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法，则视一切蛙鸣蝉噪之书，相悬奚啻倍蓰乎！”《三国演义》虽然是部小说，但却可以使人们了解古文奇异之法。

关于小说家手法之奇，李渔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罗贯中的手法甚至超过了陈寿：“然三国之局固奇，而非得奇手以传之，则其奇亦不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陈寿的《三国志》“质以文掩，事以意晦，而又爱憎自私，去取失实，览者终为抑郁不快。”“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李渔认为，由于素材本身之奇，所以《三国演义》的作者只要“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就可以取得“无之不奇”的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作者只有匠心独运，精心营造才能完成。李渔在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中进而指出：“首尾映带，叙述精详，贯穿联络，缕析条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传中模写人物情事，神彩陆离，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秩，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列传，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谓奇才奇文也。”从叙事手法、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几个方面肯定了小说家的“奇才”。

最后是阅读之奇。《三国演义》的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据梧面壁无情用世者读之而亦快也”。这就是说，不同的读者都可以通过阅读《三国演义》获得奇异的快感。

再次是同起同灭之奇。“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梁，其间乍得乍失，或亡或存，远或不能一纪，近或不逾岁月，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假如三国并存时间太短，很难有复杂奇异的情节。反之，如果时间跨度太久，也同样很难驾驭。魏蜀吴三国几乎在数十年间同起同灭，这一历史奇局为小说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其次是历史人物之奇。“曹操一生，罪恶贯盈，神人共怒。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割须折齿，堕马落堑，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蟊贼。”曹操虽然恶贯满盈，但却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难。除曹操而外，周瑜、司马懿也都是奇异之人。曹操虽死，却又有司马懿成为诸葛亮的强劲对手。东吴也是人才济济，周瑜死后，又有陆逊作统帅，致使刘备惨败。“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由于奇异人物的不断出现，造成了故事情节之奇。

首先是历史题材之奇。汉末董卓擅权，群雄并起，刘备若能及早得到诸葛亮的辅佐，或许早就可以见到光武中兴的局面。但是天运善变，董卓虽然被诛，曹操却又挟天子以令诸侯。迫使刘备历经磨难，失去了建大义于天下的良机。这时大江南北或为曹操所有，或为东吴所据，唯有西南一隅，为刘备托足之地。若非诸葛亮帮助东吴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西南一隅恐怕也被曹操占据，东吴也难独立，那就会形成王莽篡汉的局面。但是天运再次变化，于是便有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政治军事局势的反复变化造成了题材之奇。

李渔认为：“野史类多凿空，易于逞长。若《三国演义》，则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要符合历史的实际，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不同，因此《三国演义》尤为奇特。历史演义小说很多，为何只有《三国演义》可称作奇书？这是因为“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这就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三国演义》之所以奇特的原因：一是三国历史本身便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从客观上看小说题材奇，从主观上看作者手法奇，故而造就了《三国演义》的“奇”。

《声山别集》本《古本三国志》卷首有李渔序，此序开头便说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四大奇书”，冯梦龙又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列为“四大奇书”。两者相较，冯梦龙的“四大奇书”一说更为合理，因为“书之奇，当从其类”。贯华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有署名金人瑞的序，其内容与李渔序十分相近。两篇序言都对文学作品的“奇”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尤其对《三国演义》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作了细致评判。历史演义小说虽然通俗，但毕竟要忠于史实，那么，其“奇异”的审美价值又如何体现呢？因两序内容相近，不妨就李渔序作些分析。

《水浒传》才是第一部章回小说，施耐庵为何以“回”为章节？

其二，《水浒传》中有很多“貌若番人”的好汉。比如赤发鬼刘唐，这条好汉在《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的绰号是“尺八腿”，施耐庵改写为“赤发鬼”，那就是“貌若番人”了。书中直接点明“貌若番人”的有两个，一个是沂水县都头李云，其人“面阔眉浓须鬓赤，双睛碧绿似番人”。另外一个，就是最后入伙的紫髯伯皇甫端。

施耐庵之所以写五台山文殊院，是因为《奉天靖难记》中说，朱元璋家老三晋王朱棡有做皇帝的野心，做了很多逾制的依仗藏在五台山。后来，事情败露而焚毁。东京大相国寺则暗喻的是皇觉寺，《水浒传》中的这两座大寺庙都与明朝有关。

关于《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书中又是如何隐藏明朝秘史的，又隐藏了哪些历史真相，我所揭秘的《水浒传》已经说了不少，此处不再详述。总而言之，施耐庵别出心裁以“回”划分《水浒传》章节，其中必定有特别的寓意。这个寓意就与“回回”有关。

《水浒传》是一部隐藏着明朝靖难之役秘史的小说，施耐庵应当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甚至是受害者。因而，书中很多细节所隐藏的真相，能够吻合当时的《明实录》，印证后来的正史，还能够填补诸多历史空白，解析一些历史疑案。

《水浒传》每一回的结尾处，几乎都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三国志通俗演义》却没有这样说，比如第一则“祭天地桃园结义”，其结尾处是这样写的：“试看怎生取胜？”施耐庵更加强化了故事悬念，把说书的场景比较完整地还原在小说中：今天就讲到这里，想要知道这件事后来如何，咱们明天再讲。这就说了“一回”书了。

《水浒传》中借喻了大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物与典故，但却在文本体式上不再采用单标题，而是以对仗标题作为回目，两则合成一回。“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一为“直”，二为“曲”，这是章回小说“回”的又一层含义。

回，原本不是一个量词，其本义如《说文解字》所注，是“转也”，就是“回转”的意思。后来，又引申为回避、曲折、违背……之义。故此，施耐庵以“回”划分章节，第一层意思是暗示读者，书中的故事曲折迂回，大有可读性。

上文讲到“三言两拍”以“卷”划分章节，“卷”是古代划分文章章节最为普遍的体式，无论长篇短篇，都可以以“卷”为单元。假如施耐庵这样写：“卷一：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三国无双策略单机游戏，为什么偏偏是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呢？

《水浒传》就是施耐庵一人所为，总共七十一回，没有“罗贯中编次”，梁山大聚义之后，全部都是续书，续书也不可能是罗贯中所写，罗贯中也不可能从元朝穿越而来，为施耐庵续书，“章回体小说”与罗贯中无关，其专利只属于施耐庵一人。

故此，《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可能是明朝时期的作品，大概罗贯中写这部小说时，刘伯温还在青田县隐居呢。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施耐庵于永乐年间完成的《水浒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定鼎章回体，开创了小说新时代，功不可没。

假如按照“王道生”的说法，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而施耐庵又是刘伯温的同僚，为何狂赞诸葛亮的好几首诗词没有引用刘伯温的作品呢？刘伯温十分崇拜诸葛亮，写了很多首赞诸葛亮以诸葛亮自喻的诗词，这也是“前朝军事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说法的一大来历。罗贯中为何不引用师叔或者师伯的诗词，施耐庵为何不指导学生借用这样一个大名人为《三国演义》叫座呢？

从历代评述来看，几乎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脱离文本，纠缠于谬传去考察作者以及成书时间。细读《三国志通俗演义》，除了叶逢春在其中插入一首明代的赞诗外，这部书所引用的三百多首诗，竟然再也找不出明代诗人的诗作。

三国小说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七）——清代《四大奇书第一种》诞生（上）‖ 刘畅

例如,毛宗岗《四大奇书第一种》中,删减了华歆、王朗等人逼迫汉献帝禅位于魏的某些激烈言辞。明嘉元序本卷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中写华歆奏称“汉祚已终”,迫汉献帝“以山川社稷禅与魏王”。当献帝表示不愿时,华歆又曰:“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让,无德让有德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非陛下祖公公传继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疑,迟则生变矣。”王朗也说:“陛下汉朝相传四百余年,气运已极,不可自执迷而惹祸也。”而毛本第八十回中,则删除了华歆“无德让有德也”“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等言论。还将王朗的“不可自执迷而惹祸”改成“迟则生变”,以试图在文字上弱化反正统主义思想的过激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