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世情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罗贯中根据历史记载及民间传说编撰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这本书主要以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的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为背景，描绘了众多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智慧谋略，如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虽然《三国演义》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上体现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多种情感交织，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事件、政治策略和武艺谋略，而不是纯粹的情感描绘和社会现实的描写，因此，在文学分类上，它更倾向于历史小说或者英雄传奇。

世情小说，也称为社会小说，通常关注的是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情感、道德、婚姻、家庭、职业等多方面的体验和冲突，更侧重于探讨人的心理状态、社会关系以及道德伦理问题。世情小说在19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代表作品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这些作品深入探讨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人性的复杂性。

因此，《三国演义》和世情小说在创作目的、题材选择和艺术手法上存在差异，尽管两者都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但它们各自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

古典小说原来有“七大名著”，有3部被砍掉，这是为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追求效率和效益，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部长篇放到一起出版，其他出版社跟风效仿，再加上众多著名评论家的介绍和点评，“四大名著”的说法被固定下来。

《金瓶梅》之所以被替换单机老三国志街机游戏，源于此书里边对物*横流的腐化生活描述得过多，跟性有关的章节也很多，不符合主流的审美取向，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此书被列为禁书，到现在，文学界对它的评价也是以偏概全，忽略了它真实的文学价值。

或许，政治幻想、升官发财、男欢女爱、突破禁忌是晚明时代的“流量密码”，毕竟一本书2两银子，值得书商们挖空心思，琢磨如何卖或租给更多人。

三国演义世情小说

《金瓶梅》能够被视为一部文学上的杰作（不少研究者认为要给古代白话长篇小说排名的话，可以是坐二望一），主要因为这方面的成就。

从文化比较的方面看，这种风气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潮流颇有遥相呼应之感。薄伽丘《十日谈》讲述私通故事时的那种欢快语气，就像是西门庆在对伯爵吹嘘自己和潘金莲、武大郎的关系。《十日谈》喜欢讲传教士们的**行为，丢些“把魔鬼关进地狱”的段子出来，正如晚明小说也喜欢说和尚、道士的荤段子，甚至把寺院、道观描绘成了*窟。

艳情小说则是专注于**描写。《金瓶梅》的*书之名太盛，其实，书中的*秽描写并不算很多，且不少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面向社会公开出版的《金瓶梅》洁本，删了19174字，有些《水浒传》和《金瓶梅》一模一样的内容，《金瓶梅》删了，而《水浒传》里却保留着。到2000年版，仅删4300字。一部八十万字的大书，这实在算不得是多大比重。

才子佳人多半是写书生与小姐的恋情。严格说来，这类小说和《金瓶梅》关系不大。西门庆并非才子，潘金莲、李瓶儿也不同于一般所谓的佳人。这类小说，从唐传奇那边传承下来，但通常说来水平还不如唐传奇。毕竟，唐传奇的作者是真才子，主人公可能以某个真才子为原型（如《霍小玉》传的主人公是李益是大历十才子之一），都比明清写才子佳人的小文人高太多。当然，玛丽苏、杰克苏深受市场欢迎，倒没什么古今之别，虽然仍然是晚明小说的一大宗。

《金瓶梅》则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所以在文学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概括，它是一源而三流，又衍生出三种小说类型：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和人情小说。

《水浒传》《西游记》对现实世界里的城市与乡村生活有很精彩的描写。和写政治、军事时的外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浒传》一旦写到县一级行政机构的运作，就精通得使人觉得他本来就是干这个的。《西游记》则正如鲁迅所说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当然，都是市民生活的人情世故。

不过和《三国演义》不同，写社会上层内容，在《水浒传》《金瓶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一旦写到自己熟悉的游民、市侩、胥吏、商贾、*妇这些社会中下层的人物，小说作者立刻展示出自己观察世界的敏锐眼光了。

如何不喜，便道：“这礼物决不好受的，你还将回去。”慌的来保等在下叩头，说道：“小的主人西门庆，没甚孝意，些小微物，进献老爷赏人。”太师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太师又向来保说道：“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

按照小说描写，林冲的收入显然不低，工作也很清闲，林冲买了口宝刀，心理活动甚至于是这样的：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道：

不光《三国演义》，另外几部奇书描写的上流社会也不大行。比如《水浒传》中林冲的职务问题，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只是很卑微的身份，为什么读者却总觉得林冲是有身份的人呢？不怪读者，因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这么理解的。

为什么《三国演义》最低，简单解释，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不了解帝王将相，写下来的自然不像。同样，不了解帝王将相的读者，可能读历史小说觉得有一种高级感，但谢肇淛这种级别的人一眼就看出“假”。

第二档：《西游记》《华光传》等，它们好在哪里，需要说一说。谢肇淛评价《西游记》的文章，是研究《西游记》的人至今经常引用的。按照今天的看法，《华光传》（《南游记》）相当一般，但在谢肇淛看来，此书比《三国演义》也要强一些。

第一档：《水浒传》显然拥有了凌驾在其他小说之上的地位，所谓“如《水浒传》无论已”，显然就是在谢肇淛那个圈子里，《水浒传》好已经是共识了。这里没提《金瓶梅》，但谢肇淛在别的地方高度评价过，他还有借了朋友的《金瓶梅》不还的黑料，《金瓶梅》也可以列入这一档。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不是只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明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也因为他们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小说类型。《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西游记》是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世情小说。

所以，明朝人想读小说，更多的租书看，购买还是有些困难。这个判断虽然没法做出统计来，但明人笔记中还是有不少支持材料。比如有书坊老板说：最喜欢的就是读书人记性不好，读过的书过几天又来借；又有正人君子嫌弃小说败坏人心，找书坊老板想把书买来烧掉，老板回应说：租书我的利润生生不息，我才不卖呢。

明代书价虽然比唐代便宜多了，但比起今天还是很贵。一部《封神演义》价值二两，大概相当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小半个月工资，八品的国子监博士的半个月工资。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杰作，已经以抄本形式流传百年，这个时代终于有了最早的刊本。再然后，《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固然难以断定，但这两部书，显然都是成书之后不久就雕版印行的。还有大量的白话小说，显然是为刊行才创作出来的。

生活在16世纪的学者唐顺之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字信息爆炸的时代，身份卑微的人，去世时也要有一份墓志铭，稍有富贵名望的读书人，则会刻一部自己的诗文集。唐顺之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现象不但上古三代的黄金盛世没有，汉唐也没有。不过，唐顺之不喜欢自己生活的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他讥讽说：搞墓志铭、诗文集的人，其实根本不能保留多久，真要是长久保留了，那天下岂不是难以承载？

宋代印刷术开始普及，但还是走的较为精品化的路线，这项技术在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到最大。一直到明代后期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二，印刷术开始普遍应用于书籍出版。唐代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普及，而且主要印刷和宗教有关的文字和图画。要想复制文学作品，大体还是靠抄写，这就决定了书价非常高。

从明代，更准确说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有阅读能力、但并不因此有多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才是白话小说消费的主力军。

当然，也有很多人学习并不为考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定合同、记账目也促成很多人愿意去识字，甚至读点书。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全世界范围内长期是领先的。

一旦走上读书这条不归路，人生的选择实在就不多了：如果不能考中，许多人也不甘心回到躬耕务农的生活中去。前现代社会的职业选择又不是那么丰富，那么这个只考取最低一级功名、甚至秀才也没捞到的落榜生，很可能会选择成为一个教书先生，培养更多的读书人。

首先是明清社会的识字率，比唐代高不少。唐代科举考试还不成熟，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门阀士族内部的选拔机制，对社会中下层的影响力也比较小。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滚雪球效应越来越突出。

当然，上面这两个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因为有名的诗文大家，往往都有不错的社会身份。稳拿（winner）作诗文，卢瑟（loser）写小说，这是明清常态化的分工。身为比较成功的人士写小说，往往要先承认自己无聊，表示这事只是消遣，总之是有点不好意思。

明清小说家则是落魄文人居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所谓的明代“四大奇书”，作者是什么人都说不清楚。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们，家庭背景都只能算中产，在残酷的考场竞争中做了失败者。吴敬梓、曹雪芹倒是出身好，但本人都不是官场人士。无论他们的命运是不是政治黑暗、社会不公造成的，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有生之年的确是不如意。

唐代小说家多出身世家大姓，参加过科举考试，很多中过进士。进入仕途后，混得好的如张说、元稹、牛僧孺等人，甚至做到了宰相级别，就算官做得不大，担任的也是很有声望的官职。

明清的情况则很不同。大诗人、大文豪多半不写小说，小说家的诗文水平往往不怎么样。当然也有例外，如纪晓岚这样的人会写《阅微草堂笔记》。但正像钱锺书说的，例外的存在正是因为一般：《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许多诗简直不能以诗的标准来衡量，何况多半也不是作者自己写的。“红楼粉”当然会追捧林妹妹的诗，但如果不是和人物命运结合起来，作为BGM有效果加成，《葬花吟》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唐代的小说家，和诗人或散文家的重合度很高；明清写小说的和吟诗作文的，则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圈子。代表唐代散文最高水平的韩愈、柳宗元，都写过小说性质的作品。如《莺莺传》这样优秀的传奇作品，它的作者元稹也是有名的诗人。甚至，陈寅恪先生一直强调，中唐传奇的盛世是韩愈的那个搞古文运动的朋友圈，和白居易、元稹搞新乐府运动的朋友圈一手打造出来的。

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通常认为，唐代的“传奇”和明清的白话小说，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两大高峰。但如果把这两个高峰上的小说家都列出来，会发现两个作者群明显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国演义（上）

产生于元末明初时期，以民间长期流传的长篇话本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而成。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两大长篇共同的特点是都有历史上的依据，但是因虚构的成分的多少而分成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这也是民间话本向案头小说转变的开始。

直接的源头是宋元讲史话本，而间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因为一朝一代的历史故事要分多次才能讲完，就形成了分章分回的章回小说。而说话人为了招徕或留住听众，所以往往会在情节高潮时打住，留下悬念；而为了使听众对所讲的内容事先有了解，也往往用易记易背的对偶句将要讲的故事做概括，这就形成回目。

《杜贵晨文集》（第二卷：）「罗学」与《三国演义》研究(2)

（四）“罗学”于近年应运而生。自2010年8月20日至24日在镇江召开的“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交论文并发言提出“罗学”，文章又先后发表以来，首先得到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研究员等先生的热情肯定与支持。刘先生在2011年于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召开的“罗贯中暨第二十一届《三国演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

（三）“罗学”古已有之，未绝待续。《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称“若东原罗贯中”云云的《序》，是我国第一篇“罗学”研究论文。其后明清二代包括评点家在内，学者就罗贯中及其小说议论纷纷，言人人殊，积累了大量资料或论著，构成“罗学”提出和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明清以至近现代学人有关罗贯中《三国》《水浒》等小说的研究，可以视为“罗学”的实际发生期。以“罗学”的提出为界，以后的研究是“罗学”的自觉期。当今“罗学”提出与开展，不是兴亡继绝，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二）“罗学”是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作品研究的最大课题。比较其他一人一书之学，“罗学”涉及作品最多，历史最长，相应问题也更为大量，更加复杂，是小说作家作品研究最大一处“战场”，总体具有其他作家、作品研究无可比拟的更大挑战性和取得多方面成果的更大可能性，因此也是古代小说研究最大最有希望的一门学问。

（一）“罗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第一课题。中国古代小说学已有“红学”以及并未真正被学界认可成立的“水浒学”“金（瓶梅）学”等，但一方面各都是关于一部书的学问，另一方面如上论罗贯中是古代小说各主要流派之鼻祖手游盒子app应该怎么推广，诸“学”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无非“罗学”的一部分或可以上溯至“罗学”。从而“罗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有直接面对的多部早期章回名著，而且必然不同程度地辐射或延伸至后世诸小说的研究。换言之，一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历史都要从“罗学”说起或不免要上溯到“罗学”，“罗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可回避的第一课题。

（四）罗贯中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中国历史上谜一样的人物。无论其籍贯、家世、生平、创作、交游等，概未能明，本身就是一个世人衷心好之的传奇，值得大力索解，苦心寻觅，岂不是也需要“罗学”吗？

（三）罗贯中生当元末，其小说问世早，流传久，普及广，社会的影响之大，堪与孔子在中国上流社会相比，可谓最广大普通民众的“圣人”，《三国》《水浒》等则堪称普通民众的“圣经”。以其小说的广泛影响，罗贯中在世界上作为中国“软实力”所产生的作用，可能并不在孔子之下。而世有“孔学”，岂可以不有“罗学”[]？

又不仅如此。《金瓶梅》虽然与罗贯中并无直接的联系，但这部书却是由《水浒传》中的世情成分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引发而来并成为全书结构的框架。因此，作为《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的创作其实也间接引发了“世情小说”或称“家庭小说”的创作，开《金瓶梅》到《红楼梦》一脉小说发展的先河。

至于《西游记》在神魔小说中的地位，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其各自流派中不同，其艺术成就虽足为此一流派的代表，但在这一流派的历史上它却不是最早的。除却话本之外，中国最早的神魔小说实为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因此，罗贯中也是神魔小说流派的鼻祖。

常识积累：文学常识中的明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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