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开山之作”，而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罗贯中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背景，结合民间传说和历代演义，创作出了这部著作。

《三国演义》的创作并非出自一个人之手，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演变。它融合了多个版本的历史故事，包括《三国志》等正史资料，以及民间的各种传说和故事。罗贯中在创作过程中，对历史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创新，使其既有历史的影子，又有丰富的文学性，深受读者喜爱。

《三国演义》出版后，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广为人知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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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讲丨从《三国演义》看“谦虚”的人生智慧

小说三国演义开山之作

赵玉平，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教授，北京九思书院创办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文明之旅》《快乐汉语》《心理访谈》主讲专家，清华北大复旦总裁班，法国里昂商学院特聘教授。入选2009年“十大国学讲师”。语言风趣幽默，受到学生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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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三国演义》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学界称嘉靖壬午本。卷首张尚德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数语，可知此本为最早刊本。一般认为，此版本最接近罗贯中原著。此刻本，也开启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约70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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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是明朝的罗贯中。《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作品写的是汉末到晋初这一历史时期曹魏、蜀汉、孙吴三个统治集团间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复杂斗争。通过这些描写，反映了汉末大分裂时代的苦难和明君仁政的愿望。其结构宏伟而又严密精巧，语言简洁、明快、生动。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突出的艺术成就。这部小说通过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运用夸张、对比、烘托、渲染等写作手法，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参考资料：《〈三国演义〉与韩国文化》，赵贤植，2014年2月；《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赵维国，2011年6月；《三国演义在日本》，邱玲 吴芳龄，2006年4月；《〈三国志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谭红梅，2006年10月

与此同时，不少三国游戏的粉丝为了能顺利通关，在游戏带动下阅读三国故事，而这也在无形中进一步扩大了《三国演义》在当今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力，有些游戏粉丝甚至组建了游戏群，在群内恶补三国知识。

日本光荣株式会社出品的系列三国游戏在多个国家流传，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游戏之一，其还曾借助游戏《三国志：霸道》顺利完成了此前中期经营计划提出的月流水10亿日元的目标。

类似的实例在韩国商界同样数见不鲜，韩国现代炼油公司曾对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做过肯定与否的判断，还出台过与三国策略紧密相关的《伦理经营指南》。

不仅是松下电器，日本众多企业都曾将《三国演义》中的治世伟略应用在企业的经营发展中，例如日本东洋精密工业公司不仅善用三国智慧，其董事还撰写了《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该书在出版后大获欢迎。

松下幸之助运用三国智慧管理松下电器的例子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遭遇石油危机，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大受震动之际，松下幸之助破格提拔了董事会普通董事为社长，而这亦被认为是松下幸之助活用诸葛亮破格提拔县令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一事的生动再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松下幸之助当时的决定是睿智、具有前瞻性的，被破格提拔的山下俊彦在此后变革推新，松下电器也得以继续傲立电子行业之巅。

松下电器善用《三国演义》中的用人待物之道经营企业、选贤任能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以至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曾将松下电器的成功看成是企业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智慧的结果，而松下幸之助本人也是三国题材的忠实拥趸，他曾将《三国演义》列入企业高管必读书目。

《三国演义》从自中国传向日、韩等国家，到在东亚国家广泛流传、形成一定影响力，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其为人追捧、信奉的某些核心要义放在当今社会仍适用。

除了朝鲜民众对明王朝、关羽本身所具有的感情，诸葛亮、刘备等三国人物身上所具备的仁、义、礼、智、信等能被用于教化民众的精神品质，亦开始被当权者所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沦为“阶下囚”的朝鲜就不免愈加慨叹被迫向曹操投降的关羽，后者“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的气节、得知刘备消息后即刻投奔的做法同样为朝鲜民众所追捧认可，而一心匡扶汉室的刘备因被视作“反清复明”的变体，同样大受追捧。

只不过，在明朝政府援助朝鲜不久，明王朝便迎来了自己的覆灭，取代明王朝的清政府一掌权，便进兵攻打朝鲜，将之划为自己的附属国，并要求朝鲜每年朝贡。

对此，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维国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中分析，朝鲜民众在壬辰之战后，对于明王朝的感情也愈加深厚，对明王朝的文化也倍加推崇。

据《李朝实录·宣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日本进犯朝鲜后，朝鲜曾发文向明王朝求助，同年年底，明王朝派兵增援朝鲜。

这一点可以从《宣祖实录》找到关联证据。据《宣祖实录》记载，李朝时期学者奇大升对《三国演义》的态度并不友好，称《三国演义》“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

根据资料，《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的最早记载见于朝鲜《宣祖实录》，与《三国演义》传入日本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同，该书在传至朝鲜时正值朝鲜深受我国传统儒学影响之际，吉林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谭红梅在发表于《东疆学刊》的《〈三国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一文中提到，《三国演义》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正统性、非伦理性、非史实性和**性的”。

在吉川英治《三国志》的影响下，日本文人掀起了创作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热潮，日本著名小说家宫城谷昌光以中国史书经典为基础，创作了《三国志》等文学作品，而他本人也对刘秀大为追捧，称其“从不说谎，也不弄虚作假、做伪善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三国志》在怪力*神之事上进行科学解读的同时，还有意契合了当时日本民众对关羽、刘备、孔明等人的叹息之情，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在日本民众间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认可。

吉川英治却在写到孔明去世后戛然停笔，以“古往今来全一色，安有能脱出此轮回外于此春秋者乎”作结，更增添了孔明去世的悲壮之情，且契合了日本文学对“悲美”情节的追捧。

如在原著第二回中，罗贯中记载刘备曾通过泼洒猪羊狗血等秽物来解除张宝的妖法，而在吉川英治笔下，空中纸人草马纷飞的怪象乃是张宝利用了当地气候特点，借峡谷中常年云雾弥漫，气流从山顶灌下的特点来迷惑刘备等人。

与日本多数三国故事译者相比，吉川英治在译介《三国志》时具有更强烈的求真意识和科学观念，他着力删减了《三国演义》中对怪力*神之事的描写，从现代人的认知出发，尝试用科学的视角解释原作中的种种离奇怪异之事。

吉川英治是日本著名的三国故事编译者，他在青少年时期便读过久保天随的《演义》，但在后期创作《三国志》时，吉川英治并未过多参考久保天随的《演义》，而是参考了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

久保天随的《演义》才是被广泛认为忠于原作的第一个译本。而日本人如今熟知的《三国志》指代的既非《通俗三国志》，也非《演义》三国网页游戏攻城略地攻略，而是由吉川英治所作的《三国志》。

但正是由于湖南文山在译介《三国演义》时并未忠于原作，而是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减，《通俗三国志》自然也就不能被认为是日本国内第一个忠于原作的译本。

在日本文坛，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影响很广，曾就职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桑原武夫称：“江户时代为数众多的战争题材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作为日本最早译介《三国演义》的文人，湖南文山在译介《通俗三国志》时并未完全忠于原版，而是将原作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原本120回的章节在湖南文山笔下被压缩成了50卷，原版《三国演义》中，为人熟知的“且听下回分解”亦被删去。

我们今天提到的《三国演义》可追溯到罗贯中等人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于元末明初问世，后随各国往来而逐渐流行于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

回溯《三国演义》在这些国家的流传史，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与我国交往甚密的国家的传播，我们可以一窥《三国演义》是如何成为东亚地区的共同语言，又是如何被中国以外的地区理解、看待，甚至与其本土文化融合的。

在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三国演义》曾被多次翻译、再版，这些国家的文人墨客对《三国演义》进行了译介、再创作，使其更贴合本国的价值观念，得以在本国广泛传播。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自诞生以来，持续吸引着无数读者，并凭借其文学价值和处世道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好者，对国内外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