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因其丰富的历史背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自问世以来便广受读者喜爱，对后世文学创作、影视作品以及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三国演义》的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价值研究：对《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探讨尤为广泛，包括对文学手法、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等方面的深入分析。研究者在探讨其文学特色的同时，也关注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贡献。

2. 历史考证：《三国演义》基于历史背景创作，因此，对其历史真实性的考证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者会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等，尝试还原历史事件和人物，探讨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3. 文化与社会影响：《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在民间文化、传统节日、节日习俗等方面都有深远影响。研究者探讨《三国演义》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认同和社会价值观。

4. 改编与传播：《三国演义》已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如戏剧、电影、电视剧、动画、电子游戏等，形成了跨媒介的文化现象。研究者关注这些改编作品如何重塑原著形象，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情况。

5. 女性形象与性别研究：在男性主导的《三国演义》中，女性角色往往被简化或被边缘化。现代研究开始更多关注女性角色的复杂性，探讨性别角色的建构与变迁。

6. 跨文化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三国演义》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增加，探讨其如何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和接受，以及它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三国演义》的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不仅涉及文学、历史、文化等多学科，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如数字化、网络文学等）不断产生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哪个网页能玩云游戏的游戏，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三国演义小说研究现状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三国演义》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学界称嘉靖壬午本。卷首张尚德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数语，可知此本为最早刊本。一般认为，此版本最接近罗贯中原著。此刻本，也开启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约70年时间。

到了明代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而成，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就是后来《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祖本，罗贯中的署名也由此而来。学者一般认为，罗贯中在之前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剧本等基础上，运用《三国志》和《三国志》注等史料，结合他的创作，完成了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经常被称为《三国志演义》或《三国演义》。

而《三国演义》叙写此战，明显历史视野与整体视野缺失，只见眼前，不见时势，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表面，不见本质，故写成了仅为报仇。大仇一报，自然是弃江夏而班师回东吴。如此叙写，必然导致所写的历史与战争孤立化，表面化、碎片化。

曹操平定了北方，于冀州凿玄武池演练水军。曹操演练水军干什么？不就是为了夺取江东么？江夏是东吴上游重镇，若曹操得之，顺风顺水而下，江东必危，这是其时迫在眉睫的大势。孙权如果仅仅是为父报仇，早就发兵征黄祖，取江夏了，何必待到此时？这时发兵，固然有为父报仇的意思，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大势所逼：此时若再不取黄祖，夺江夏要地，让曹操占据，战略上便陷入被动，无以抗拒曹操了。

研究历史本身与研究写这段历史的代表性作品，是为了研究将要创作的小说；只有透彻研究，成竹在胸，才能源于历史而高于历史、承袭前人而超越前人，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历史小说。

研究写这段历史的代表性作品，既是探寻前人的成败得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传承过程，也是寻觅自身的突破方向，推陈出新的创造过程。

优秀历史小说，是潜心研究的结晶。历史，不能亲身体验，只能通过研究了解，因此，历史小说必须构建在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程度，决定小说的成色。

张磊夫说，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去过曾为三国时期吴国都城的南京。他也希望能够探索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追寻吴国和魏国的残影。(完)

“出于对汉文化的兴趣，我很高兴曾到过西安和黄土高原，并参观了秦始皇陵和汉武帝茂陵，但我最难忘的是参观了东汉洛阳的遗址：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如今沧海桑田，仅剩残垣断壁勾勒出城镇原来的形貌，大片农田中间还有一条现代铁路横穿而过。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一情景，收入了《洛阳大火》的结尾处。”

随着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张磊夫和妻子开启了更多个人游。在一次旅行中，他们乘火车穿过北京八达岭长城到达大同、呼和浩特，然后绕过鄂尔多斯经宁夏到达兰州。另一次旅行中，他们从重庆沿长江穿过三峡，经过赤壁到达武汉。两人还多次访问杭州、长沙、西安和洛阳。

谈及西方对汉学、中国历史的研究对外界理解中国产生哪些积极影响，张磊夫认为，通过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研究，可以欣赏到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成就和经历。相比一直存在内部分裂的西方，中国持续几千年的文化连续性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西方经验成就和错误失败的理解。”

张磊夫以曹操和袁绍为例解释称，袁绍出身于显赫的官吏世家，他的父亲和其他亲戚都担任过最高职位，四世三公，位极人臣；曹操的父亲虽然地位也很高，但系宦官的养子。因此，袁绍对自己统治权的自信程度很高，而曹操则是一个来自边缘地带的人，对自己的地位从未有过确定的把握——因此他必须更加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历史著作都是笔者基于已知的事实加以合理想象形成的作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过去，但这种尝试是值得的。”张磊夫说。

张磊夫表示，“汉学意味着学者对外国文化进行研究，但我试图从中国历史人物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他们如何以各自独特的、具有人情味的方式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境遇。”

或是出于对历史的系统性研究，2011年获得汉学界最高奖项儒莲奖的张磊夫，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更倾向于视自己为一位历史学家。张磊夫解释称，“汉学可以被理解为对所有中国事物的普遍兴趣，而我自认为是一名历史学家，因为我最初接受的是西方历史学科的训练，我对待有关中国以及西方信息的方式是一样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

再次，早期罗马帝国统治者通过类似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结构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公民权是一种重要的权利。中国传统中则是模糊提到百姓的意愿，最高统治者通过神权掌握帝位，即所谓“天命”，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

其次，两国均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农业，但中国的农田由小农和大地主的佃农耕种，而在罗马帝国，大量耕种等工作由奴隶完成，自由民是一种可识别的社会阶层。

首先，罗马帝国由众多民族和文化组成，既包括高卢和不列颠的部落，也包括高度文明的希腊和埃及。一个受过教育的罗马人能熟练使用希腊语，就像使用母语拉丁语一样。而汉代使用统一文字，各地仅方言不同，以此形成共同的文化背景。

张磊夫指出，浅层来看，东汉末期与同时期罗马帝国很相似：洛阳城与罗马城都有约40万人口，东汉和罗马帝国疆域面积也类似，总人口都在5000万左右。技术领域，东汉与罗马帝国在建筑、陆路和水路运输，甚至医学水平上都相当。

现年88岁的张磊夫师从《汉代官僚制度》一书的作者、已故瑞典汉学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在他门下，张磊夫接触到《三国演义》并爱上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要准确地研究三国历史，就必须研究汉朝的灭亡。”张磊夫最终掌握了阅读古代汉语史料的能力，从而能够深入探索那段历史。

“三国时期的中国英雄辈出，就像欧洲的亚瑟王和查理曼大帝一样。但不同之处在于，三国群雄逐鹿，有《后汉书》和《三国志》等真实的历史证据作为依托；后者却只流于传说。”张磊夫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谈及与三国历史结缘的故事时如是说。

在当代研究中国东汉及魏晋史的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笔下，东汉的分崩离析从洛阳一场大火开始。他戏称自己很可能是“英语世界里唯一读过《后汉书》全文两遍(一次是正文，一次是注释)的人”，而与三国历史研究的缘分，始于中国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张磊夫凭借其学术成就，于2011年获颁被称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奖。

《三国演义》的创作性质表明：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走在了在世界各民族小说创作的前列。

他就这样写成了自己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浮士德》，其在西方文学中与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360游戏盒子3.8.7，乃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并没有什么人不认可《浮士德》是歌德的创作。[补说：相反地，德国著名思想家、诗人海涅认为：“《浮士德》之所以雅俗共赏，题材又是其主要原因。歌德从民间唱本里选出这个题材，正好证明他不自觉的眼光深刻、天才过人、善于把握住最贴切的适当的事物。”[]]

这许多年来使我对于这部作品总在踟蹰不动手的原因，便是将那旧日已经凝结的材料，重加溶解的困难。我已……加工烧炼，现在只希望切切实实地使这作品得以重复溶解流动。[]

我抱着这些题材以及其他的种种材料，在孤寂的时候以之自娱，而却没有将其中一些写出来。我要瞒着赫德尔的就是那神秘的宗教的化学实验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的事，纵然我当时还很喜欢秘密地从事这种试验，想用比我从前更合理的方法发展它。[]

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创作性质的认定，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和文学中的大是大非，而且关系到与世界文学观念接轨。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真正的小说家总要依靠虚构想像的才能，但是也从不回避应用现成的材料。他所做的只是不为“原型”“本事”等所拘，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情感激活它、开发它、重铸它，使之为我所用。许多伟大作品就在各种文献资料或传说的基础上写成，如司汤达《红与黑》根据的是一个真实的命案，以至司汤达自评《红与黑》的写作时说：“会使读者奇怪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小说。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是1862年在兰纳附近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司汤达一点也没有臆造。”[]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承认《红与黑》是司汤达创作的小说。

《三国演义》自觉的多侧面、多层次、灵活多样的创造性情感描写，统一于全书“尊刘贬曹”的倾向。世事无常、人生苦短的感慨和“为汉惜”之迷惘无奈等等情愫，就在这一基本倾向的规定之下，如山岚水雾，月晕花烟，缭绕给人以如梦如幻的感觉。书末所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是作者世事如梦的感慨，也是全书给读者的深刻的印象，从而是它艺术感染力的证明。

虽云刘备“托醉”，实际也是“酒后吐真言”，只是尚能自知而已。这里作者的高明在于“用文艺的技巧予过失以意义，以达到文艺的目的。”[]

最后，创造了某些独特的抒情手法。《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章回小说，包括情感描写在内，一切都属首创。而在情感描写中，有些手法不仅前无古人，从明清小说看也独具一格。如结合了写景的抒情，除上引“秋风五丈原”一段文字外，还有“曹孟德横槊赋诗”中大江夜月的描写，可说是景中情；而“徐庶走荐诸葛亮”中刘备为徐庶送行的描写，则又是情中景。情景交融，富有诗意，是《三国演义》某些情感描写的显著特色。这一点今天看似平常，但明清小说中并不多见。又如常结合饮酒描写让人物抒发内心隐秘之情。《刘玄德襄阳赴会》写刘备“髀肉之叹”后，刘表劝慰说“……何足何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