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自问世以来,它以丰富的历史背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吸引了无数读者。《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本版本:在罗贯中原著的基础上,后来经过多位学者和作家的校注和增补,形成了不同的文本版本。例如,有明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也有清代、近现代不同版本的校订本。
2. 翻译版本:除了中文版本,还有多个语言版本的《三国演义》,如英文、日文、韩文、法文、德文等,这些版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根据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进行调整。
3. 改编版本:《三国演义》被多次改编成其他形式的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舞台剧、漫画、游戏等,这些改编版本在保持原著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可能对故事情节、角色性格或场景设置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媒介的特点。
4. 现代注释版:随着现代读者对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下降,一些版本会提供现代汉语的翻译、注释和解读,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著。
5. 评点版:一些版本会引入学者的评点或注释,对人物性格、历史背景、文学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解读,增加了阅读的深度和趣味性。
选择《三国演义》的版本时,可以依据个人的阅读兴趣、文化背景、语言能力以及是否需要深度解读来选择。对于初读者,推荐选择现代注释版或翻译版;对于深度阅读爱好者,则可能更倾向于原始文本或专业的学术版本。
前者介绍了我所收藏的红楼梦系列版本,我想既然有红楼梦收藏,那就必须有第一才子书三国系列的收藏。三国一书是非常奇妙的一部作品。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正如东坡先生诗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此乃世间一大奇书也,不可不阅。下面是我收藏的几种三国版本,和大家切磋分享。
(18)如1922年亚东图书馆印本、1929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1953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1974、1975年人民出版社两次影印本(有线装、平装之分),及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标点本等。
三国演义小说 版本
(14)以《第一才书》作为《三国志演义》清代评本的正式书名,始于李渔。其两衡堂刊本封面题“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其自序亦云:“余于声山所评传首网页游戏下载那个flash,已僭为之序矣。复忆曩昔圣叹拟欲评定史迁《史记》为第一才子书,既而不果。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哉第一才子书也。”按,毛评最早刻本乃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所刊,其卷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封面亦作“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虽未明言“第一才子书”,但其《读三国志法》已称:“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其批评实已显露此意,后人推崇毛评,乃夺李渔评本之书名而移赠给毛本,遂沿袭至今。
(13)比如沈伯俊先生在《〈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中,从书名、版本、回目、规格、文字五方面加以对照比较,证明“李渔评本”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
(11)原文发表于日本东北大学1989年5月出版的《集刊东洋学》第61号,经陈西中先生译成中文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的《三国演义丛考》一书。
⑧元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堪称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分上、中、下三卷,每卷二十三个题目,开篇有“头回”,类似后来章回小说的“楔子”。书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迄于诸葛亮病死,已粗具《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框架,体现了“三国”话本系统的最高成就。
⑦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出土了一批刊印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和传奇刻本,内有《花关索传》一册四集,全称为《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后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续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别集),以说唱形式,详细地叙述了关索的一生,虽系民间传说,且唱词俚俗,然却是探求关索这一虚构人物形象演变的必不可少的资料。
⑥注意:所谓依次排队只是笼统而言,并未具体到任何一种版本;其间亦不一定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尤应注意的是:志传系统中许多版本的刊刻年代虽晚于通俗演义系统,但其文字及内容却保存了较之通俗演义更早的形态。这点后文将详细讨论。
⑤就目前所知,国内所藏嘉靖元年序刊本尚有初刻与覆刻之分。二者的文字略有歧异,最突出的表现是卷十六第三则“玉泉山关公显圣”。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关羽被擒及被杀的过程;而这些细节到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里,却丝毫不见踪影。由此避讳与否的区别,似可推断两本的刊刻时间必是一先一后,盖前者的底本是初刻本,后者的底本则为覆刻本。
版本问题非常重要,它是开展学术研究并使之得以深入的基础。在三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今天,不少有识之士却避开群雄角逐的沙场,而甘愿同毫无生气的版本打交道。枯索艰辛的耕作终于结出了喜人的硕果:在“三国”研究专家陈翔华先生的亲自主持下,由中外学者联合组成的编委会,将精选宇内所藏具有重要价值的罕见珍本十余种,辑成《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陆续影印出版;先行推出的首辑五种,已于1995年5月同读者见面。无疑,它对《三国志演义》以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将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厚艳芬)
毋庸讳言,在某些人肯定毛本斐然成绩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很不以为然,甚至颇多訾议。争论的范围似仍可纳入前述的两个方面,焦点则可概括为是否忠实于罗贯中原著。这涉及到文艺创作规律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与版本纠缠在一起,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姑且各存异见,留待他日评说吧。只是无可撼移并需要重申的是,毛氏父子修订的已非罗贯中原著初始之面目的新本《三国志演义》,很快替代诸明刻本而风靡海内外,成为三百年来最为流行的本子,以至于现当代出版的读物,莫不以此为底本来加以整理并付梓刊行。[(18)]
其次,从加强作品思想倾向和艺术效果的角度看,毛本的修改倒是相当成功的,即毛本对原作中固有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进行了必要而巧妙的艺术加工。这方面的修订,虽多表现为局部的增删、枝节的改补,但它取得的成效却不可低估。如妇孺皆知的“秉烛达旦”的故事:“关公收拾车仗,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加敬服)[(17)]既到许昌,曹拨一府与关公居住。”不可否认,后人之厌憎曹操之奸恶虚伪,赞美关公之光明磊落、节义凛然,无不与这个小小的细节有关。
再来看刘备。毛本介绍他时谓:“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第一回)真是英雄的介绍!可嘉靖本第一回叙及刘备登场时,在“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后还有“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不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等句。这亦有所本。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先主不甚好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也许,毛氏觉得把刘备写成一个倜傥风流的人物,虽忠实于史传,却悖于他所演义的形象之完美,故而删弃不惜吧。
先说曹操。嘉靖本是这样写的:“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卷一第二则)可到了毛本,却仅剩下“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第一回)几句冷冰冰的客观叙述,那些褒扬之辞已无影无踪了。
毛宗岗在批评《三国志演义》时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16)]可见其“以汉室宗亲”的封建正统思想相当严重。自然,这种“崇刘贬曹”的观念贯穿于他修改工作的始终。兹以曹操和刘备的出场为例,且看毛氏父子对魏、蜀两大对立集团领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鲁迅先生间练精辟地为毛本的修订工作划了个大致轮廓。需要指出的是:历来研究者大多仅就“凡例”所举几点去评论,却很少放开眼光,发现“凡例”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材料,至于毛本在修改中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注意得就更少了。其实,毛本所改绝不止于“凡例”中提到的那些;再者,只有具体分析毛本对原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上改得究竟如何,才能比较出它的价值,进而给予它客观正确的评价。应该说,毛本更加突出地宣扬了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同时又加强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表现技巧、文辞修饰等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下面就从两个方面简单地加以阐述。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纂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之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则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月,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己。
最早提到毛本的,是与毛氏同时对《三国志演义》做过修订工作的李渔。他在评阅毛本时赞道:“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者第一才子书也。”不仅肯定毛本在文字润饰和纲目修订上的优点,而且还指出它比原著在艺术内容上更加充实与完整。
基于从形式到内容都独具特色的李卓吾评本在当时造成的不凡影响及对以后产生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已公认,正是以之为底本,才有了后来盛行不衰的毛本;更有学者主张钟惺评本和李渔评本亦莫不如此[(13)]。我们完全可以把承前启后的李卓吾评本与嘉靖本、三国志传本和毛本并列为最重要的“三国”版本。尽管《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既多且杂,但三百多年来,最为民众所熟的孔明、曹操等人物形象,却是从题为“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的《第一才子书》得来的[(14)]。所谓“自毛本行,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一切旧本乃不复行”[(15)]。诚如所言,《三国志演义》普及最广的通行本非毛本莫属。
二、开《三国志演义》系统批评之先河。纵观三国版本,最早公开标榜“批评”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虽也有小字夹注,对正文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然并非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而余象斗的“批评”,也不过相当于眉批,针对小说的具体情节加以评说,多就事论事,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与深刻的艺术分析,文字比较简略。到了李卓吾评本,则不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还有总评,总计字数多达数万,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
一、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氏父子的评改本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不过,尽管《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其实该称作“伪李卓吾评本”或“叶昼评本”,但其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却并不因此逊色半分。请看它独特的风貌:
金文京先生的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但许多问题他却无法给予圆满的答复。仍以关索故事为例吧。人们不禁要问:商人既以赢利为第一目的,何苦还要搜肠刮肚地虚构故事,并颇费心机地插进原文中去呢?且不说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备杜撰传奇的才能,单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窦了。还有,林林总总的志传系统二三十种本子,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异呢?是共同遵从一个母本,还是相互之间借板袭用?种种疑难,恐非金先生三言两语所能判明。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汝乃外郡刺史,素不曾参听国政,又无伊尹、霍光之大才,何敢强立废主之事。圣人有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纂也。”(卷一)
据《通鉴》卷五十八记载,灵帝光和六年,“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可知“领惠者”是“令患者”之误战三国网页游戏源代码,“首说”是“自说”之误。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从余本与嘉靖本间存在的如许多的差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余本刊刻的时间比嘉靖本晚半个多世纪,但它的某些内容和文字却保留着嘉靖本以前更早的形态[⑩]。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另外,余本和嘉靖本在诸如人称、地名、时间、名物等方面存在的语词的差异,不但为校勘斟误提供了殊为难得的资料,而且还有助于版本问题的探讨。仅以人称、地名为例略述之。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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